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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
同书同卷孝靖王太后传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万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四十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书壹贰拾诸王传潞简王翋镠传略云：
潞简王翋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翋镠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翋镠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景王（载圳）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翋镠为口实云。翋镠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淓嗣。后贼躏中州，常淓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
同书同卷福恭王常洵传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称监国，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南宁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请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宫人，李太后亦是宫人出身。光宗生母与福王常洵生母虽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远胜于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为太子，纯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压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颇长，故光宗遂能维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为福王所替代。潞王翋镠亦李太后所生，与光宗血亲最近。由是言之，东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亲祖母即李太后，此东林所以必需拥戴之以与福王由崧相抵抗。斯历史背景，恩怨系统，必致之情事也。至若常淓之为人或优于由崧，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贤不肖外人甚难察知。就昔时继承权论，自当以亲疏为标准，由崧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神宗，常淓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穆宗，故两者相较，常淓之皇帝继承权较由崧疏远一级。据是言之，马阮之拥立由崧实为合法。东林诸贤往往有认王之明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继承权不及由崧之合法欤？至认童氏为真福王继妃者，盖欲借此转证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参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所载：“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倘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薑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然则常淓果优于由崧与否犹待证实，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
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寅恪案：“蜮”，钱曾注本作“羯”，是。）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华笑庼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一年诗”批云：“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
又关于阮大铖王铎二人，就鄙见所及，略述数语。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寅恪案：张岱石匮书后集肆捌阮大铖传，引罗万象奏言：“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亦足证当日阮氏两剧本盛行，故万象据以为言。又夏夑明通附记壹附编壹鉴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条云：“阮大铖以乌丝阑写己所作燕子笺杂剧进之。岁将暮，兵报迭至。王一日在宫，愀然不乐。中官韩赞周请其故。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时宫中楹句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云。”亦可旁证圆海之戏剧、觉斯之书法俱为当时之绝艺也。）其痛陈错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収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之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未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寅恪检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中“阮圆海之意”条云：“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存古之论，颇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应删去，盖写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语而衍也。）后来永历延平倾覆亡逝，太冲撰“明夷待访录”，自命为殷箕子，虽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圣祖比周武王，岂不愧对“关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觉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艺术家。牧斋为王氏作墓志铭盛称其书法，而有关政治诸事多从省略，不仅为之讳，亦以王氏之所长实在于此故也。（见有学集叁拾“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当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终日之时，钱王二人同时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国治军以振危亡之局，诚可叹可笑也。
清史稿肆世祖本纪云：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钱二人俱是当时艺术文学大家，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谓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则得其所矣。
茲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负盛名，觉斯果位跻宰辅，牧斋终未列揆席，盖亦有特殊理由。
国榷壹佰壹崇祯十七年五月条云：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薑曰广、前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铎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时同推前礼部右侍郞陈子壮、少詹事黄道周、右庶子徐汧监国，故与铎有旧。
同书同卷崇祯十七年十月乙卯朔条云：
王庸王无党世授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俱大学士王铎子。以舟渡慈銮也。
据此，觉斯之得为宰相由于与由崧有旧，牧斋之不得宰相由于与东林即主立潞王常淓者有关。大悲之狱牧斋亦被牵连（见鹿樵纪闻上福王条下、国榷壹佰叁崇祯十七年甲申十二月丙寅条、小腆纪年附考捌顺治元年甲申十二月己巳“明下狂僧大悲于镇抚司”条及同书玖顺治二年乙酉二月癸未“明僧大悲伏诛”条并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大略”中“妖僧大悲”条等），故知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其分野恩怨始终不变。牧斋之未跻宰辅，乃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如西游记小说之猪八戒，即是其例。龙呆道人（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首）往往以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