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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夷，物多疵厉，命国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普陀大士还赍紫衣赐天童悟和尚。弘遇斋祓将事，请悟和尚升座说法，祝延圣寿。还朝具奏，上大嘉悦，俞其请，诏所司议修成祖文皇帝所建南京大报恩寺。命悟为住持，领其事。弘遇衔命敦趣，以老病固辞。逾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国有大故，龙驭上宾。越十有五年戊戌（即顺治十五年），嗣法弟子道忞具行状年谱，申请谦益，俾为塔土之铭。师讳圆悟，号密云，嘉靖戊寅岁生常州宜兴，姓蒋氏。示微疾，趺坐频申而逝，崇祯十五年壬午七月七日也。世寿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幼智庵之右陇。师剃度弟子三百余人，王臣国士参请皈依者又不胜数，偕忞公二通辈结集语录书问，标揭眼目者，江阴黄毓祺介子也。师既殁，介子裁书介天童上座某嘱余为塔铭。遭世变，不果作，而介子殉义以死。又十年矣，余为此文，郑重载笔，平心直书，誓不敢党枯仇朽，欺诬法门，用以副忞公之请，且慰介子于九原也。
则牧斋与介子为旧友，此三文乃是铁证。马国柱奏谓钱黄素不相识，公牍文字自来多非事实，即此可见。牧斋作密云塔铭时在郑延平将率舟师入长江之前夕，岂牧斋预料国姓此举可以成功，遂一反其往日畏葸之态度而昌言不讳其与介子之关系耶？又圆悟塔铭涉及田弘遇普陀进香事，颇饶兴趣，读者可取前述江南名姝被劫及避祸事参阅也。
抑更有可论者。黄梨洲南雷文定后集贰“邓起西墓志铭”略云：
君名大临，字起西，别号丹邱，常熟人。起西幼孤，稍长即能力学，从游于江阴黄介子毓祺。岁乙酉江阴城守不下，介子与其门人起兵竹塘应之。起西募兵于崇明。事败，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来书，为人告变，捕入金陵狱。起西职纳槖饘。狱急，介子以其所著小游仙诗圜中草授起西，坐脱而去。当事戮其尸。起西号泣守丧锋刃之中，赎其首联之于颈，棺殓送归，有汉杨匡之风。起西师死之后，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剑客而友之，卒无所遇，遂侘傺而死，闻者伤之。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精舍馆我。款对数人，张雪崖顾石宾皆其道侶也。随访熊鱼山于乌目，访李膚公于赤岸，皆起西导之。（寅恪案：可参梨洲思旧录李孙之及熊开元条。）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杨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遥望，不可为怀。然不意其从此不再见也。
夫起西为常熟人，又是牧斋旧友黄介子之高弟，牧斋垂死时梨洲至虞山视牧斋疾，即寓起西家。（见后引梨洲思旧录钱谦益条。）则起西自与牧斋不能无关涉，可以推知。
首告之盛名儒逃不赴质恐是河东君间接所指使，殆取崇祯时告讦牧斋之张汉儒故事以恐吓之也。至介子之能在狱中从容自尽，疑亦与河东君之策略有关，因借此可以死无对证，免致牵累牧斋。其以介子病死为言者，则可不追究监守之狱吏耳。黄案得如此了结，河东君之才智绝伦，诚足令人惊服。所可注意者，牧斋不付五千金与徐摩，遂因此脱祸，鄙意牧斋当时实亦同情于介子之举动，但其不付款者盖由家素不丰，无以筹办巨额也。故就此点观之，亦可证知牧斋经济之情况矣。
关于牧斋狱中寄河东君诗，第叁章论卧子长相思七古已引王应奎柳南随笔涉及牧斋此诗序“弟”与“妻”之问题，可不复赘。惟牧斋此诗虽有遵王之注，然亦未能尽窥其师之微旨，故重录此诗序并六首全文，分别笺释之。其他典故，读者自当更取遵王原注并观也。
有学集壹秋槐诗“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途，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示同声，求属和焉。
寅恪案：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录云：“牧斋就逮时〔柳夫人〕能戎装变服，挟一骑护之。”某氏所记河东君事多杂采他书，实无价值，其言河东君戎张挟一骑护牧斋，则绝无根据，不过牵混河东君作“昭君出塞装”之传说而来耳。此事前已辨之矣。至“无刺刺可怜之语”，乃用韩退之“送殷侑员外使回鹘序”中“令人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剌剌不能休”之文（见五百家注韩昌黎先生文集贰壹），遵王注中未及，特标出之，以便读者，并足见牧斋之文无一字无来处也。又“余亦赖以自壮焉”之语，与第壹首诗“恸哭临江无壮子”句亦有相互关系。余见下论。
抑有可附论者，即关于河东君生年月日之问题。当牧斋顺治四年丁亥赋此六诗时，河东君应如牧斋之言确为三十岁。此点并据康熙三年甲辰河东君示其女赵管妻遗嘱所言“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参第肆章论寒夕文宴诗节），及顾苓河东君传所载“定情之夕，在辛巳六月七日，君年二十四矣”等资料，推计符合。或谓牧斋于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出狱，即牧斋此题序所谓“生还”，若依此计算，其出狱当在五月间，然则河东君之生辰应在五月矣。鄙意牧斋所谓“生还之后，值君三十设帨之辰”，其时限虽不能距五月太远，但亦难决其必在五月，是以或说亦未谛也。至牧斋序文所以引“贾大夫”之烂熟典故者（详见第肆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再赠诗“争得三年才一笑”句所引），固借此明著其对河东君救护之恩情，更别具不便告人之深旨。盖明南都倾覆在乙酉五月，自乙酉五月至丁亥五月亦可视为三年，在此三年间河东君“不言不笑”，所以表示其不忘故国旧都之哀痛。遵王注已引左氏传以释此古典，然恐未必通晓其师微意所在，故不可据牧斋之饰词以定河东君之生辰实在五月也。唯有可笑者，第肆章论牧斋“〔庚辰〕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引江熙扫轨闲谈，谓牧斋“黑而髯，貌似钟馗”，可知牧斋有贾大夫之恶。至牧斋之才，在河东君心目中除“邺下逸才，江左罕俪”之陈卧子外，“南宫主人”尚有可取之处（见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贰伍通及第叁拾通），宜其能博如皋之一笑也。
牧斋和东坡诗第壹首云：
朔气阴森夏亦凄，穹庐四盖觉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寅恪案：第壹句“朔气”盖谓建州本在北方。“夏亦凄”者，言其残酷也。韩退之“赠刘师服”诗云：“夏半阴气始，淅然云景秋。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见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伍。）牧斋以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急征，至南京下狱时当在四月初旬，历四十日出狱已在五月。五月为仲夏，与韩诗“夏半”之语适切。或云牧斋下狱在夏季，似与韩诗“云景秋”之“秋”不合。鄙意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西陆蝉声唱”句（见全唐诗第贰函骆宾王叁）虽是秋季所作，但诗题有“狱中”之语，牧斋遂因韩诗“蝉声入客耳”句联想及之。观牧斋此诗第肆句“声沉”之语，与骆氏此诗“风多响易沉”句相应合，可以证知。不必拘执韩骆诗中“云景秋”及“西陆”之辞为疑也。第贰句遵王注本作“穹庐”，并引史记匈奴传以释之，甚是，盖牧斋用“穹庐”之辞以指建州为胡虏，其作“穹苍”者，乃后来所讳改也。第叁句遵王注引韩退之“游城南”诗中“赠同游”五绝释之，亦是。但五百家注昌黎先生诗集玖此诗注略云：“洪云，催归子规也。补注，〔黄莺？〕复斋漫录，予尝读顾渚山茶记云，顾渚山中有鸟如鸲鹆而色苍，毎至正月作声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唤春鸟。”（参太平广记肆陸叁引顾渚山记“报春鸟”条。）牧斋丁亥四月正在金陵狱中，故以青春望断“不如归去”为言，其意更出韩诗外矣。第肆句言建州之统治中国，如双王之主宰泥犁，即所谓“暗无天日”者。
关于第贰联之释甚有问题。柳南随笔壹（参东皋杂钞叁及牧斋遗事“牧斋仕本朝”条）云：
某宗伯于丁亥岁以事被急征，河东夫人实从。公子孙爱年少，莫展一筹，瑟缩而已。翁于金陵狱中和东坡御史台寄弟诗，有“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之句，盖纪实也。孙爱见此诗，恐为人口实，百计托翁所知，请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壮子”，实系更定云。
寅恪案：东漵所记，谓此联上句之“壮子”本作“孝子”。以孙爱之无能，初视之亦颇近理，细绎之则殊不然，盖牧斋诗本为和东坡狱中之作，故其所用辞语典故亦必与东坡有关。考“壮”字通义为“长大”，专义则为小戴记曲礼“三十曰壮”。检东坡后集壹叁“到昌化军谢表”云：“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表中“子孙”之“子”指东坡长子迈，“子孙”之“孙”指迈之子箪符及幼子过之子龠。迈生于嘉祐四年己亥，至绍圣四年丁丑东坡谪琼州时年三十九，故迈兼通义及专义之“壮”。东坡留迈及诸孙等于惠州，独与幼子渡海至琼州。过生于熙宁五年壬子，至绍圣四年丁丑年二十六，既非长子，年又未三十，不得为“壮”也。（详见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壹嘉祐四年己亥、同书捌熙宁五年壬子、同书肆拾绍圣三年丙子及四年丁丑等条。）又检东坡集贰玖“黄州上文潞公书”（参叶梦得避暑录话肆“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条）云：“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捨皆妇女幼稚。”东坡元丰二年己未就逮时迈年二十一，虽为长子，但非“三十曰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