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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案：长孺此札有数问题，一为朱氏杜工部诗辑注付印之时间，二为此札是否拟作，三为李太史究为何人。茲分别略论之。
一，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共为三十通，其第贰壹通至第叁拾通皆关于注杜之事，前已略引，其中屡有言及钱朱二注开版事，但不知何故，于康熙三年甲辰牧斋逝世之前两书俱未曾全部付梓。
今据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观之，卷首补钞钱谦益序，后附牧斋手札云：
杜注付梓，甚佳。但自愧糠秕在前耳。此中刻未必成，即成，不妨两行也。草复。
其后又有朱鹤龄附记云：
愚素好读杜，得蔡梦弼草堂本点校之，会粹群书，参伍众说，名为辑注。乙未（顺治十二年）馆先生家塾，出以就正。先生见而许可，遂检所笺吴若本及九家注，命之合钞，益广搜罗，详加考核，朝夕质疑，寸笺指授，丹铅点定，手泽如新。卒业请序，箧藏而已。壬寅（康熙元年）复馆先生家，更录呈求益。先生谓所见颇有不同，不若两行其书。时虞山方刻杜笺，愚亦欲以辑注问世。书既分行，仍用草堂原本，节采笺语，间存异说。谋之同志，咸谓无伤。是冬馆归，将刻样呈览，先生手复云云，见者咸叹先生之曲成后学，始终无异如此。今先生往矣，函丈从容，遂成千古，能无西州之痛。松陵朱鹤龄书。
季振宜钱注杜诗序略云：
丙午（康熙五年）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余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年未具。丁未（康熙六年）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遵王又矻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
寅恪案：钱注杜诗全部刻成于康熙六年，朱注杜诗则未知于何时全部刻成。鹤龄附记作于牧斋去世之后，但未署年月，其愚庵小集柒“杜诗辑注序”（此序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亦未言刊行之时间也。后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云：“十年间别，梦想为劳。老仁兄闭户著书，穷探今古，以视弟之久客边塞，歌儿虎而畏风波者，琼若霄凡之隔矣。正在怀思，而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仅得所注杜集一卷。读其书，即不待尺素之殷勤，而已如见其人也。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道远未得寄呈，偶考杜诗十余条，咐便先寄太原。旅次炙冻书次，奉候起居，不庄不备。”亭林此札所寄与之人颇似长孺，（可参清史列传陸捌及康熙刻潘柽章松陵文献拾朱鹤龄传。）除札中“闭户著书”之言及有关注杜事与鹤龄传相合外，愚庵小集叁载“送潘次耕北游”七古末二句云“鹿城顾子（自注：“宁人。”）久作客，为我传讯今何如”，更与札中“次耕北来，传有惠札，途中失之”等语适切。据徐遁弇嘉辑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首所附顾亭林先生诗谱略云：“〔康熙〕八年己酉，潘节士之弟来远受学二首。”（寅恪案：此诗见亭林诗集肆。）又引吴映奎顾亭林年谱云：“冬抵平原，潘次耕来受学。”可知次耕北游之时间为康熙八年，其时朱氏杜注仅有一卷，足证其全部刻成必在康熙六年季氏刻牧斋杜诗笺注之后也。
复检愚庵小集拾“寄徐太史健庵论经学书”略云：
愚先出〔尚书〕埤传是正于高明长者，〔汪〕钝翁先生见之，急捐槖佽镌，为诸公倡。今已就其半矣。草泽陈人从未敢缄牍京华，特以今日文章道义之望咸归重于先生，又昔年忝辱交游之末，故敢邮寄所梓，上呈乙览。倘中有可采，望赐以序言，导其先路，庶几剞劂之役可溃于成。
同书补遗壹“徐健庵太史过访”五古略云：
亭林余畏友，卓荦儒林奋。三张才并雄，景阳名早晟。酷似舅家风，吾党推渊镜。愍余空槖垂，兼金助雕锓。
由此观之，长孺之书必非一次刻成，助其雕锓者亦必非一人所能为力。但徐氏虽佽镌长孺之书，而不言及杜注，必与之无涉也。
二，复旦大学藏本朱注杜诗未载李太史序，若非因避忌删去，则本无其序，长孺之文不过假设此题，借以驳牧斋之笺注耳。其札中所举之注文，如“聊飞燕将书”见钱注拾“收京”诗三首之一“燕将书”注，“豆子雨已熟”见钱注叁“别赞上人”诗“豆子”注，“人生五马贵”见钱注拾“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五马”注。诸条即是例证，可不备引。至书中所云“其说假托巨公以行，然涂鸦续貂，贻误后学，此不可以无正也”，牧斋与长孺因注杜而发生之纠纷虽与遵王颇有关涉（见牧斋尺牍中“与遵王”札及牧斋杜诗笺注自序等），钱注本附刻前又如李氏所言“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但其所补当为牧斋所标出，未及记录者非出诸遵王也。（可参下引有学集叁玖“复吴江潘力田书”“聊用小签标记，简别泰甚，长孺大愠，疑吹求贬剥，出及门诸人之手”等语。）长孺不便驳斥牧斋，故作此指桑骂槐之举，斯岂长孺所谓“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则其辞不得不诡谲曼衍”者哉？（见愚庵小集贰“西昆发微序。”）
又牧斋杜诗笺注自序云：
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
牧斋借遵王之言以诋斥长孺，今读者取钱朱两注自见。今观朱氏辑注中或全部不著“钱笺”，如朱注伍“洗兵马”即是其例。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长孺以其与少陵原作无甚关系，概从删削，殊失牧斋笺注之微旨。或偶著“钱笺”，但增损其内容，如朱注壹叁秋兴八首中有仅录钱注“笺曰”之一部份，而弃其“又曰”之文，遂将笺注割裂窜易，宜其招致牧斋之不满。又或用其意而改其词，如取朱注壹“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钱笺”与钱注玖此题所笺之原文比较，则知愚庵所改即牧斋托为遵王之言“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等语所指者，此点尤为牧斋所痛恨也。
三，若朱注杜诗卷首原有李序，则长孺此札何以讳太史之名而不书，其中必有待发之覆。颇疑“李太史”乃李天生因笃。据雪桥诗话贰云：“李天生尝以四十韵长律赠曹秋岳，秋岳叹为风雅以来仅有斯制。初入都，南人易之。一日宴集，语杜诗应口诵。或谓偶熟，复诘其他，即举全部，且曰吾于诸经史类然，愿诸君叩之。一座咋舌。”天生既熟精杜诗，其为长孺作杜注序自有可能也。
今虽未发现长孺直接于天生有关之诗文，但两人之间错互间接之材料颇复不少。如清史列传陸陸李因笃传略云：
李因笃字天生，陕西富平人。明诸生。康熙间诏举博学鸿儒，因笃夙负重名，公卿交荐，母劝之行，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疏曰：比者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旁采虚声，联呈荐牍，陕西巡抚促臣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臣年四十有九，并无儿女，跬步难离。屡具呈辞，叠奉部驳。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人子所不忍言者，则风木之悲何及，甁罍之耻奚偿，臣永为名教罪人。不惟始进已乖，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咎，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靦面目。皇上至仁至孝，远迈前朝，而甘违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査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家无次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祈特沛恩慈，许臣归养。母殁仍不出，因笃性慷直，然尚气节，急人之急。顾炎武在山左被诬陷，因奔走三千里为脱其难。（寅恪案：此事可参亭林诗集肆“子德李子闻余在难，特走燕中告急诸友人，复驰至济南省视。于其行也，作诗赠之”五言排律，及蒋山佣残稿贰“与人书”第贰通“富平李天生因笃者，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辇上，协计槖亶，驰至济南，不见官长一人而去”等语。）尝著诗说，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炎武是因笃而非奇龄。
亭林文集叁“与李湘北（天馥）书”（并见蒋山佣残稿贰题作“与李湘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