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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茲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茲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诗余始于唐宋，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出，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非独庄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手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牵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鸾之趣合。志溺于燕，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毎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贰及明词综玖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几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聚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独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春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叁“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词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茲无论已。
寅恪案：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集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草“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士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丘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慄，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流，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禁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叁伍及全唐诗第柒函白居易叁伍“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叁捌“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涧远，宏达而微恣欤？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画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组，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奧，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楼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借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濛，庭阶之荟阴，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义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骄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凄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由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时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四）
第一期
前录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依据“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等句推论卧子至迟在崇祯五年除夕已遇见河东君，但在崇祯五年除夕以前似更有其他诗词为河东君所作者。今详检陈忠裕全集，颇有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篇什，然终嫌证据未甚充分，不敢确定。茲姑择其最有关之作略论之如下。
卧子崇祯五年壬申春间所作如“春昼独坐感怀”（陈忠裕全集陸几社稿）及“柳枝词”七绝四首（同书壹玖几社稿）、夏间所作如“生日偶成”七律二首（同书壹伍几社稿）皆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春昼独坐感怀”诗中“白云过我居”及“谢客翻倒屣”等句颇有可疑。“柳枝词”第贰首“吴阊荡雨泾三眠”、第三首“淡引西陵风雨条”、第肆首“妖鬟十五倚身轻”等句亦与河东君当时情事适合，甚可注意。“生日偶成”二首之二云：“闭门投辖吾家事，与客且醉吴姬楼。”此“吴姬”岂即指河东君而言耶？但以皆无明显证据，姑附记题目及可疑之语句，以待将来之发覆耳。惟崇祯五年冬季卧子所赋“吴阊口号”十首之中，其最后三首实不能不疑为河东君而作。茲择录六首分别论之。
此十首可注意者有两点：一为所咏之女性非止一人，除河东君之外，其所咏之人必与万寿祺有关。今所见万年少集皆无此时期之作品，故甚难考定。二为此十首诗作于崇祯五年冬季，大约是十月间，其时卧子与年少俱在苏州为狭邪之游，而卧子意中之人则不久将离苏他适也。
其一云：
衰柳寒鸦天四垂，严霜织月滞归期。已无茂宛千金笑，不许伤春有所思。
其五云：
远视红酣滟滟扶，近看无复掌中娱。楚王宫里原难入，检点腰肢必减厨。
其七云：
万子风流自不群，卢家织锦已纷纭。可怜宋玉方愁绝，徒为襄王赋楚云。（原注：“万子谓年少也。”）
其八云：
何妨放诞太多情，已幸曾无国可倾。却信五湖西子去，春风空满阖闾城。
其九云：
传闻夜醮经蔡家，能降乘鸾蕚绿华。莫似红颜同易散，馆娃宫外尽烟霞。
其十云：
各有伤心两未知，尝疑玉女不相思。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
寅恪案：第壹首“已无茂宛千金笑，不许伤春有所思”与第捌首“却信五湖西子去，春风空满阖闾城”及第玖首“莫似红颜同易散，馆娃宫外尽烟霞”等句，实同一意，盖谓美人将去苏州，即世说新语政事类“王丞相拜扬州”条“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之旨。此美人必非第伍首所咏杨玉环式之人。此肥女当是年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