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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事本末“娄东又有杨＇彝＇顾＇麟士＇之学”节，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常熟县杨彝传及陈田明诗纪事辛签贰贰“杨彝”条等，皆可供参考，而顾书尤为简要。茲以子常亦是虞山籍以通宜兴之人，故附记于此。）云：
兵垣回，得手教，知元老记存之深，知己推挽之切，而圣意坚不可回，至于三四驳阻。其难其慎，则不肖生来本末与晚节末路，终不可抆拭录用，主上固已知之深，见之确，而持之不遗余力矣。圣意即天意也，天可违乎？万一知己不谅天心，朝夕力请之元老，元老过听，而力请于圣上，以圣上之聪明天纵，始而厌，久而疑，以区区一人之进退，而开明良枘鑿之端，则我之营进者终成画饼，而所损于世道者不可言矣。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此时引身求去，进不能有补于时艰，退不能自全其晚节。人何以处我，而我何以自处，不当深长计之乎？为不肖今日之计，断断乎当一意求退，不当复为仕进之局。为知己之深者，代为不肖之计，惟有仰体圣心，俯察微尚，从长商榷，俾得优游田里，管领山林，则余生没齿，受惠无穷矣。
寅恪案：此札可与初学集捌拾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月“复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参证。此两书俟后论“谢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诗时更述之，茲暂不多引。此札辞旨虽与两书类似，但是否同一时间所作，尚有问题。“复阳羡相公书”中“恭闻督师北伐，汛扫胡尘”等语，即指明史贰肆庄烈帝纪“（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之事。（寅恪案：“丁卯”即初四日。可参明史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寄长安诸公书”题下自注“癸未四月”，故此两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在扬州会晤李邦华时交其转致者。至此札未载年月，不能确定为何时所作。但据“寄长安诸公书”中“顷者，一二门墙旧士为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贻书，连章累牍，盛道其殷勤推挽，郑重汲引，而天听弥高，转圆有待”等语，岂即指周彝仲寄牧斋之札而言耶？倘此假设不误，则此答周彝仲之札尚在两书之前所作也。俟考。细绎此札，其最可注意者为“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等语。盖牧斋当时甚愿玉绳援己入相，而玉绳竟不为之尽力。继闻崇祯帝之逾分奖饰，极有入相之可能。今忽得此札，传玉绳之言，谓虽曾尽心殚力，而思陵之意终不可回。牧斋据此乃知玉绳深忌己身之入相，仅欲处以帮闲冷局，聊借是勉应君上之旁求，并少顺群臣之推荐，遂不觉发怒，与玉绳绝交，而认之为死敌也。其经过之原委，请略述之。
南雷文定后集贰“顾玉书墓志铭”略云：
乙丑（康熙廿四年）余泛吴舫，遂主周氏。（寅恪案：“周氏”指周顺昌子茂兰。）于其座上见顾宗俊者，为玉书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志铭为请。玉书名麟生，世为常熟人。父大章陕西副使，谥裕愍。宜兴者，裕愍之门人。其再相也，玉章入其幕中。起废蠲逋清狱薄赋四事，玉书颇与闻之。虞山故与宜兴涿鹿善，宜兴心欲起涿鹿（指冯铨），而众论不同，姑徐之以观其变。虞山遂致书宜兴云：“阁下含弘光大，至精识微。具司马公之诚一，寇莱公之刚断，而济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韩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废为朝正第一。至如涿鹿，余不具论，当年守涿之功，屹然为畿内保障，岂可一旦抹杀，尚浮沉启事乎？往见子丑之际，持局者过于矜愎，流为敧侧，一往不返，激成横流。此正今日之前车也。”玉书见而讶其翻逆案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以其书泄之于外，举朝大哗。虞山闻而恨之，后十年玉书有家难，虞山不能忘情，几置之死，因徙居吴门。家世膏粱，骤承贫薄。
寅恪案：玉书所见牧斋致玉绳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九月玉绳再相至北京以后及得周彝仲书以前所作，其欲玉绳荐起冯振鹭，乃阴为己身再起之预备。盖牧斋与振鹭在当时虽为对立之党派，然若思陵能统一并用，则冯氏得起，己身亦可同进矣。茲姑不论其此时之用心如何，但其以易经坤彖“含弘光大”之义为说，实亦牧斋于明末南都时所持之政见也。颇疑朱由崧之“一年天子小朝廷”（见有学集捌长干塔光诗集“一年”七律）其以“弘光”为年号者，固出于此，而拟此“弘光”之号，即采自牧斋之意，殆欲以含弘光大，统一并用，标榜当时政策之故欤？
关于牧斋致玉绳此书，尚有可注意者二事。一为牧斋称誉玉绳，连举北宋宰相司马光寇准王旦韩琦四人以相比拟，足见牧斋用典适切，非俭腹者可及。然亦由其熟玩东都事略之故。牧斋于王称之书，曾有一段因缘，观初学集捌伍“书东都事略后”及有学集肆陸“跋东都事略”并同书叁壹“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等可知也。二为前论“有美诗”谓黄梨洲虽与牧斋交谊笃挚，然时有讥刺之语，殊不可解，意者太冲于阉党有杀父之仇，其见解绝异于牧斋之“含弘光大”。牧斋殁后廿一年，梨洲游苏州，目睹旧朝党家之沦落，乃知实由受之追恨玉书泄其密书所致，因遂于畴昔夙好之人不惜为不满之辞耶？
至玉绳之再相颇由东林推动之故，此事今不能详述，亦不必详述，但旧籍中有关于周延儒再相侯恂与有力焉一节，茲录于下，其正确之性质尚待考实。唯以其与后论侯恂方域父子及左良玉事牵涉，故并附及之，以备参究。
文秉烈皇小识柒崇祯十年辛巳条云：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郞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寅恪案：“桐城”当作“怀宁”。此误）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寅恪案：张天如吴来之为策画玉绳再相之主要人物，各出一股，不待多论。冯振鹭侯若谷阮集之三人各分任一股，合张吴二股计之，共为五股。六股之数尚少一股，文氏独缺分任此股之主名，当有所讳。牧斋于此颇有嫌疑。然今考牧斋此时正为河东君之事，筹措经营，精疲力竭，若黄扉金屋同时并举，揆之虞山平日经济状况，恐未必有此能力也。俟考。
又梨洲所言顾氏家难事，今难考知，但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札五首之一（可参同书同卷“与钱湘灵”札中“仲恭非死于其弟，乃死于其兄”等语）有涉及此事之语，或与太冲所言有关。其文云：
仲恭家事，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不敢漫置一喙。年丈伟望硕德，乡评倚重，忍不出片言断其曲直乎？景之丈为顾氏懿亲，得其立议，即玉书亦必信服，他可知也。为亡友又复绕舌，当不惜知己一笑耳。
寅恪案：王兆吉者，常熟王嘉定长子梦鼎之字，而梦鼐之兄也。王氏父子兄弟事迹见初学集伍柒“王府君墓志铭”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伍王梦鼐传等。景之者，常熟赵士春字。士春为明末常熟著称之人，事迹见明史贰贰玖赵用贤传附士春传及常昭合志稿贰伍赵士春传等。仲恭者，常熟顾大韶之字，即玉书之叔也。初学集柒贰“顾仲恭传”云：“顾大韶字仲恭，常熟人也。父云程，神庙时为南京太常寺卿。仲恭与其兄大章字伯钦，孪生子也，连袂出游，人不能辨其少长，有张伯皆仲皆之目。伯钦举进士，奉使休沐，颜面肤腴，衣冠骑从甚都。仲恭老于书生，头蓬不栉，衣垢不浣，口不择言，交不择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镜自诧曰：顾仲恭乃如许！”颇疑梨洲所云“家难”，即牧斋所谓“家事”，岂大章一房与大韶一房亲族竞争之事，亦如后来牧斋死后所谓“钱氏家难”者耶？详绎牧斋札语，其意实袒大韶一房，所云“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可见牧斋愤怒之甚。“此辈”当指与大韶一房为敌之亲支，即玉书一房，“为亡友又复绕舌”之“亡友”即指仲恭而言，盖玉书一房不听从牧斋之意，牧斋遂欲借王赵两人之力以压迫之也。牧斋与仲恭交谊本极笃挚，观其崇祯十七年甲申以前所作之仲恭传，于伯钦仲恭兄弟之间似已有所轩轾，玉书之怨牧斋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久矣。又牧斋札中称景之为顾氏“懿亲”，赵士春与顾麟生两人亲戚之关系，今不易知。梨洲所撰“顾玉书墓志铭”载其诸婿中有“赵延史”之名，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十二月作景之妻黄氏墓志铭，载黄氏所生二男中有“延先”之名，（见初学集伍玖“翰林院编修赵君室黄孺人墓志铭”。）延史延先名不尽同，未必是一人，然俱以“延”字命名，岂兄弟行辈耶？更俟详考。
玉绳既不能如牧斋之所求，牧斋忽得闻徐石麒传述思陵奖饰之语，取而与周彝仲书中所言相参较，亦明了阳羡之用心，于是失望怨怼之辞形诸诗文者，连篇累牍，刺刺不休矣。
初学集贰拾下东山诗集肆“嘉禾司寇再承召对，下询幽仄，恭传天语，流闻吴中。恭赋今体十四韵，以识荣感”（寅恪案：“嘉禾司寇”指徐石麟。见明史贰柒伍本传。传载石麟字宝摩，嘉兴人。光绪修嘉兴府志伍“徐石麟传”同。钱肃润南忠纪“太宰徐公”条云：“徐石麟号虞求。”明季南略玖“徐石麟主盟”条云：“字宝摩，号虞求，浙江嘉善人。”光绪重刻乾隆修浙江通志壹陸叁“徐石麟传”云：“号虞求，嘉兴人。”又陈忠裕全集贰玖“虞求徐公行状”云：“公性纯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禄养，因自号虞求，以志永思。”尤可资考证。）云：
夕烽缠斗极，昃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睿容纡便殿，清问及遗民。当宁呈嗟数，班行省记真。虚名劳物色，朴学愧天人。（自注：“上曰，钱某博通今古，学冠天人。咨嗟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