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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见了面再说吧。
——亚丽，吃顿饭还需见面再说？笑话！就这样定了。对了，离你单位近一点、好找一点的饭店叫什么？
——最醒目的要数月朦胧……
——亚丽，我们就在月朦胧相会；现在，我要把电话挂了，省得你拒绝。星期一见！
真的，这个王建国要来到我们的城市，出现在我忧郁的生活中了。那么，星期一要不要与他一起吃饭？其实，我在想的是，吃饭以后，王建国还会提出什么要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次下决心出来旅游，他是不是在寻找机会，一个可以改变他某些东西的机会？这很难说。而我，努力说服自己，或者说欺骗自己，他就是你的同学，一个尚未结婚的男同学，是不是也在拢寻什么机会呢？当然，这也很难说。如果说，一见面，王建国给你的印象不错，甚至让你产生某种感觉，那你下一步该怎么走？下—步又怎么样呢？事实上，对现有的生活，我并没打想急于去改变。既然这样，让丈夫知道了这一切，他会作出什么反应？打你，骂你，或者，捏着这条不光彩的把柄而羞辱你，叫你从此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过，光是和远道而来的“老同学”会上一面，吃顿饭，好像不应该有这种后果。那么，你为何有这种羞于启齿的心态？羞于启齿吗？回家干脆同丈夫通个气，看看他的态度也好。
然而，丈夫一夜未归，既没留下只言片语也不来个电话，不知去了哪里。结婚六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使我睡不踏实，所以天亮即起，想给他的几个朋友打电话，问一下是否在他们那里打麻将，谁知他带着满身酒气撞进门来，还往地板上吐了口痰。我气愤地说，找死啊，喝一夜酒！他说我死了你才高兴哩！那你去死吧，我说。他瞪着充血的眼睛逼近我，说我要活着，要让你难受……前天晚上你在干吗……说呀，怎么不敢说了？什么不敢……早就同你说过了嘛，我说。好，口气软了，说明心虚了……他说着，一把揪住我的衣襟，又拎又拎，你当我是白痴，可以给你随便骗……哼，竟然敢和野男人在舞厅里约会！谁约会了？我解释道，只不过陪李晓萍去跳跳舞，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亲眼看见你搂着野男人跳贴面舞，还要抵赖，真不要脸！他把我推到了墙壁上，又吼道，说——他是谁？不认识，我大声说，自己心烦，谁来请就跟谁跳去了，信不信由你。好啊，你心烦了就去找绿帽子给我戴，他妈的，我心烦了……只有……一刀杀了你！他将手掌弄成刀子状，架在我的脖颈上，来回划着。我被弄得痒痒的，笑着对他说，别闹了别闹了……我无非是跟不认识的男人跳了几支舞，绝没有其他的事，请你相信我。放屁！他的手掌由刀子变成了夹子，掐在了我的喉咙上，不过没有用力往死里掐，老实坦白，你们的关系有多长时间了？你……！我扳开他的手，往前一冲，你再发酒疯，我就走！走，好，太好了，他指着那扇还未关严实的门，走了就不要进来。
假如，这个时候，丈夫从四楼的窗户里探出他那糊里糊涂的脑袋，喊我一声，“喂”一声就够了，不要更多，那么我，呆立在楼道口的我，或者说等着他“喂”一声的我，就会扭头回来，回到家里来。事实上，我等了好几分钟，而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声：走吧，早上空气清新，就算散散步。
就这样，我在这条收留过自己千千万万足迹的路上，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凉而湿润的空气。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仅仅是跟陌生的男人跳了几曲较为亲密的舞，就被丈夫通过他的小心眼而窥探到了。而另外的事虽然不是很明确，你多多少少做了些安排，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这件事来得太迅猛，使你无法自如地应付。你慌了手脚，郑亚丽！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想去哪里。最好，迎面过来一个人，不是李晓萍，而是一个不知你的底细却又让你觉得非常可信的人，你就可以向其倾吐心中所有的东西，连同灵魂里的一小点隐秘。看来，这个人还在远方，在遥远的呆个地方。无助的感觉迎面而来。忽然，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伴有隐隐的报复欲望——星期一赴约！说不定过了星期一，事情就会明朗，心态也会随之正常，对自己，对丈夫，还有，对那个王建国。
于是，我匆匆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抓起了电话：
——喂，是我……
——……哦，亚丽，我没想到你会打电话过来，而且这么早，你……
——我只想问问你，星期一几点钟的航班？
——亚丽……本来是要给你挂电话，但今天是休息日，又不知你家里的电话，没法联系……是这样的，昨晚……唉，好多事没法说，总之，十分抱歉，这次我走不成了……不过，一定再找机会……
我扔下话筒，没有使它落实到应有的位置，而是像一条翻白的鱼儿搁在台板玻璃上，任其发出持续不断的哀鸣声；随后，我就用这双空闲的手蒙住自己的脸，让脸上的某个器官同样发出持续不断的哀鸣声，这声声哀鸣，此起彼伏，应和着窗外街道上的一阵阵喧闹声。我知道，我并没有失态，我只是在这种种的声响中沉思，而我又清楚，这种沉思，只是对目前的生活不能适应的表现。也许，我和丈夫原本就是相安无事，因为这是生活；也许，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王建国，因为所有的电话都是人为的，就像生活内容是人赋予的一样。
好了，我等待着自己重新从衷鸣声中振作起来的时刻。而这一时刻，谁都知道就在心里。我知道，我首先需要的是拯救自己，而不是怪罪生活。
自己是自己的镜子
津子围
我一直梦想作一个大案，这个案子是聪明绝顶的人干的，再精明的刑警也会陷入做案人事先设计好的圈套中，失去了方向。小的时候，我看过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精明的猎手。关键是，现在狡猾的狐狸少了，而精明的猎手也不多见。
在D城老街居住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入睡前设计我的方案，一点一点完善每一个细节，以便使得整个作案过程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那一段时间，我正为澳洲一个品牌热水器做销售代表，整天忙着跑生意，同时还得和小可吃饭、调情、睡觉。可无论怎么忙，在夏季难以入睡的夜晚，设计案情都成了我最大的乐趣。
我是这样设计的，我做的这个案子是一个杀人案，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比如情杀、仇杀或者谋财害命，都不是。刑警们都相信因果说，他们认为不存在没有原因的谋杀，如果制造了这样的案子，就可以给他们设置一个判断上的障碍。接着是杀人手段，我会选择一个复合的手法，让他们无法找到蛛丝马迹，也找不到一个任何说得过去、或者看得上眼儿的证据。这样，这个案子就会成为死案。当然，我显然是乐观了一些，赋予了很高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为了接受处罚而去作案的，他们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逃避法律的，如同司法人员说的“那些家伙，普遍存在着侥幸心理”。
尽管在案子的设计中，我割断了因果联系，可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必须在事先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作案？作案的对象是谁？
我想了很久，找到了还算说得过去的理由。作案是一种兴趣，一种向社会挑战的方式，上大学之前，我参加过全市奥林匹克竞赛，我答对了三道闯关题，在参加竞赛的众多好手中，我是唯一答对那三道题的人，可我的成绩却不理想，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有五道大家都可以答上来的、简单的题我没答，没答是不屑于回答，在我看来，既然是奥林匹克竞赛，这样的题也太小儿科了。上大学也一样，由于偏科，我没进入所谓的一流大学，只读了排名并不靠前的工科大学，同时，我也知道，这些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
下午小可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吃吃笑着，她说我在上海蓝园度假村，5点还有一班飞机，你一定要来啊，我想你都快想死了。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能不让我操心呢？小可说我不会不让你操心的，你哪天不对我操心，你就把我忘掉了。……昨天晚上，我还陪小可吃了晚饭，她一句都没提去上海的事，她还说了这几天的打算，很显然，去上海是临时动意的，也许昨天晚上她看到了上海蓝园度假村的电视广告，就给人家打电话，订了套房，她经常这样改变主意，做出一些令我吃惊的举动。问题的关键在我，尽管我对小可的做法不满，甚至可以说被她拖得筋疲力尽，可我还是迁就她。说来别人都不相信，小可长得算不上完美，脾气也很大，而且有点风骚（请别介意我这样的评价），和我同居之后，她还跟一个健美教练来往，有一次我喝醉了酒，她竟然跟我的一个朋友调情。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基本属于保守一类的，以我的个性，我会教训小可一顿，然后把小可打发了，比如删除小可所有的资料，不见小可，不接她的电话，奇怪的是，无论怎么折腾，我们彼此都离不开，不管她犯了多么大的、在我看来无法原谅的错误，只要她哭着向我保证时，我就没了判断力，很轻易就原谅了她。当然，小可的保证是不可信的，她会在我忘记什么的时候，又重复了前一次的错误，接下来，小可再次向我哭诉，表示永远不再犯了。“如果再有一次，我就死。”小可这样说。我轻轻拍着她的头，说：我不希望你死，其实你已经死了很多次，我只是不希望你犯同样的错误，变一点花样也好啊。小可抹着眼泪儿说，我没犯同样的错误，你只要细心区别一下，就会知道了。
尽管我发誓决不去上海，可到了下午4点，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