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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产省还在考虑我们的申请时，我正在旅行途中。我飞往欧洲，在那里参观了很多的公司和工厂，并对公司和日本的前途开始感到轻松了一点。我参观过大众、奔驰、西门子以及其它一些小公司，其中有些小公司在后来的岁月里消失了。当然，在电子领域里，我想参观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电子公司。正是参观飞利浦公司给了我勇气和新的启发。
在我离开德国时我有点灰心。尽管战争中德国受到重创，各方面的条件却都在迅速得以恢复，相比之下，日本的战后进程显得太缓慢了。有一天，在杜塞尔多夫市的科尼西大街的一家餐馆里我要了一份冰激凌宙论方法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包括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和托，服务员端上来时在上面插了一把纸做的小伞，作为装饰。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从你们国家来的，”话里透着对我的恭维。但我想，这也就是他对日本和日本的能力的理解，而且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前面的道路何其漫长！
我乘火车从杜塞尔多夫来到埃因何温，当我穿越边境从德国进入荷兰时我发现了很大的区别。德国尽管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但是正在变得高度的机械化，大众汽车公司每天已经可以生产出七百辆小轿车。每个人都在快速地重建和生产各种东西和新产品。但是荷兰的很多人还在骑自行车。这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而且还是一个很小的农业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古老的风车，就像老早的荷兰风景画。不管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那么古雅。当我最后到达埃因何温时，我惊奇地看到飞利浦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公司，尽管我事先已经了解到飞利浦的电气产品在东南亚和全世界都很成功。我不知道我原来希望看到什么，但是我想像中伟大的N．V．菲利浦先生的企业实际是建立在一个小农业国边远一角的小镇上，太令人感到惊奇了。
在火车站前，我凝视着菲利浦博士的塑像（当地人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不仅在火车站前树立了他的塑像，还将火车站大楼做成台式收音机的形状。译者曾于1990年到过那里。），我想到了故乡的小铃谷村和曾经树立在那里的高祖父的铜像。我在城里漫步，脑海里还在想着菲利浦博士。参观完工厂后，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出身在这样一个农业国的边远小镇上，竟然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巨大的、高技术的、世界知名的公司！也许我们在日本也能做到。这真是一个梦想，但我还记得我在荷兰写给井深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如果菲利浦能够做到，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到。”那时候我简直不会说英语，我是作为旅游者去参观工厂的，决不是头面人物的访问，一个公司的负责人都没有见到。那时我只代表着一个不知名的公司。但是从那以后的四十年里，索尼和飞利浦这两个从很小的偏远地方发展起来的公司多次合作，共同设计标准，联合开发了多项领先技术，包括标准盒式录音带，最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家庭音响和数字激光唱盘（ACD），在ACD中我们的脉冲编码调制研究能力与飞利浦公司的精密激光技术熔于一炉。在研究与开发的舞台上，我们还联袂演出了很多其它的精彩节目。
我从欧洲回来后不久，以西电公司的许可证技术为基础，在我们的研究实验室里开始了研制新晶体管的艰难工作。我们必须提高晶体管的功率，否则它就不能用于收音机。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我们的项目组经历了长期的、艰巨的反复试验略原则，还阐述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思想。，用新的，至少是不一样的材料来提高频率，以期满足我们的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制造甚至重新发明一种晶体管。
贝尔实验室早期的晶体管是在一块锗片上两面加入铟。锗片是N材料，铟是P材料。而我们则认为N材料的电子移动速度比P材料的快，所以如果将极性反过来则可以得到更高的频率。也就是说，要改变原来的PNP结构，而采用NPN结构，但我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材料。铟的熔点太低，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后来我们干脆不用原有的材料，而试着用镓和锑，还是不行。一时间大家都无计可施了，于是想到用磷来代替锑，但有人指出，就在我们大伤脑筋的同时，贝尔实验室已经做过这种试验，结果失败了。
我们的研究实验室主任木口真彦是半导体领域里领先的专家，他曾回忆说，当时美国的研究和工程水平都很高，所以贝尔实验室说的话就像上帝说的话一样。尽管如此，我们的试验组中还是有一个人在坚持搞一种叫作磷掺杂的方法，他在制造工艺中加入的磷越来越多，最后他声称已经初见端倪。在一次会议上，他小心翼翼地报告了他的发现，其他人没有任何进展。晶体管研制小组的组长，岩间和夫，他后来成了我的妹夫，并当了公司的总裁，是一位科学家，他了解研究人员的想法。他对那个人说：“那好，既然你觉得情况正在好转，为什么不坚持下去，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磷掺杂法最后终于奏效，对这种办法再进一步扩展，我们的目的达到了，研制出了高频晶体管。
一年以后，贝尔实验室的人报道了我们如何用磷掺杂法生产晶体管，而他们是晶体管的发明者，而且也曾试过那种方法，只是明显地过早放弃了。在研制晶体管的时候以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叙述了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的各个发展，特别是在大量使用磷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位研究人员，物理学家江崎礼夫，和其他人共同发现并描述了二极管的隧道现象，也就是亚原子微粒可以以波的形式穿透看上去无法穿透的势垒。因为这项成果，江崎于1973年荣获诺贝尔奖。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晶体管，制造小收音机里的其它小型零件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设计几乎所有的零件。井深想方设法在东京找到了一家小公司，生产小型可变电容器，我们让那家小公司主要为我们供货。这个项目进展得很慢，我们同时还在继续生产磁带录音机和开展其它业务。我们必须进一步改进晶体管，学会如何大批量生产，并把它用到新产品中去。
第八章
1953年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时就想过，我们公司的全称“东京通信工程株式会社”不适于用在我们的产品上，它太绕舌了。即使在日本，我们也要把它简称为“东通工”。但是在美国，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这两个名称来。英译的公司名称是Tokyo Telemunication Engineering pany，显得很笨拙。有一段时间我们试着用过Tokyo Teletech，但是又听说美国有一家公司叫Teletech。
看起来，如果不想个聪明的办法，我们公司的名字就不会为人所知。我也想过，不管取个什么样的新名字，都必须一箭双雕，它既要是公司名，又要是商标名。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为了使两者都出名而付出双倍的钱来做广告。
我们也试过一段时间的公司标识，在一个细线圆中放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金字塔的两侧各插入一个锲形，构成一个独特的“T”。我们的第一批晶体管和晶体管收音机都需要一个特殊的、明智的商标，以便于人们记忆。我们决定首先在晶体管收音机上使用新的商标，而且这个商标将来还要用于其它消费产品上。
我在美国时为这件事考虑再三，在那里我注意到很多公司都使用三个字母的缩写标识，例如ABC、NBC、RCA和AT&T 等等。有些公司也使用其全名作为标识。我觉得这种做法颇具新意。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学会了从进口汽车的牌子上来辨认它的名称，三尖星是奔驰象缺乏应有的注意。因此，力图分析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日常，蓝色的椭圆是福特，卡迪拉克的皇冠，皮尔斯的箭头，罗斯罗依斯的飞翔胜利女神。后来很多公司开始把名称与标识一起使用，像雪佛莱，福特，别克，还有其它一些汽车，即使我不会读，我也知道它们的名称。我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办法。
井深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决定公司的新名称。我们一致同意不用标识。名字本身就是标识，所以不能太长，最多四到五个字母。日本所有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和胸针，一般都取公司标识的形状，外人是无法识别的，只有几家非常著名的公司除外，例如三菱公司的三个菱形。就像汽车公司一样，他们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公司标识，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司名称，我们也感到真地需要一个名称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每天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会展开讨论，并把每一种可能性都记下来。我们要取一个新名字，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都可以被人识别，都可以用当地的语言读出来。我们试了一个又一个。井深和我翻阅了不少的字典，想找一个漂亮的名字，我们偶然地找到一个拉丁文单词，“sonus”，意思是声音。这个单词本身好像就有声音。我们的事业与声音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sonus”上。当时在日本，借来的英语俚语和绰号变得很流行，有些人把开朗的、聪明的男孩叫作“sonny”或是“sonny…boys”。显然“sunny”和“sonny”这两个单词都有乐观的、明亮的发音，与那个我们正在研究的单词相似。当时我们也认为自己是“sonny…boys”。不幸的是，在日本“sonny”这个单词会给我们惹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