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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是如此，我解释说，其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持联系。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我知道，以后飞越太平洋的旅行并不会因此有所减少。（很久以前，在我第一百三十五次飞越太平洋以后我就停止计数了。）
在纽约，我让办公室人员为我的家人找一套住房，不久他们就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公寓。一个叫纳逊．密尔希太的著名音乐会小提琴家住在第五街1010号第三层的公寓里，就在第82路口大都市博物馆的对面，他决定搬到巴黎去住两年五德终始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历史变化的学，想把公寓连同全套家具暂时租出去。租金相当高，至少对我们日本人当时的财力来说是很高的，一个月一千二百美元。但是其它的条件样样令人满意：位置优越，不需要搬很多家具到纽约去，甚至不需要任何装修。密尔希太大师的品味对于我们来说很好，我们可以马上搬进去。公寓里有十二间房间，我们在日本住惯了小房子，这里简直就是宫殿了，其中有四间卧室，加上佣人的房间，一个很大的起居室，单独的餐厅和一间书房，房间都很宽敞，富有情趣，而且配有舒适的家具。到了晚上博物馆的灯就亮了，照在整个建筑的正面，我们想像这就是巴黎，虽然纽约已经对我们很富有魅力。我四月份住进了公寓，因为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我们家要到六月份才能搬来。我虽然是一个人住，但却有很多事情要干。每天我乘公共汽车去办公室，与纽约人挤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也销售产品，给客户打电话，只要有空，还要去曼哈顿为孩子们找学校。史密斯公司的山姆．哈特威尔在找学校的事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的孩子也在城里的学校上学，所以他对这方面很熟悉。他给我很多忠告，甚至为我安排面谈，有时还陪我一起去。我曾到二十所学校里去面谈，想找一个合适的，希望他们愿意接收三个完全不懂英语的日本小孩。我想找一个学校，至少愿意让孩子们在那里学两年，因为我刚开始时只打算在纽约住两年。没有几个学校对此事感兴趣。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起受欧洲影响的传统。最后还是圣伯纳德学校的校长说，他很有兴趣使他的学校更加国际化，他同意接收我的儿子。我也为直子找到一家学校。随着学校的问题得以解决，我们的家就可以搬到美国来，我开始感到轻松多了。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们，于是我飞回东京，带着全家到新的皇宫饭店去，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度周末。那一年是1963年，东京正在准备迎接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开工修建高速公路系统、许多新的饭店和其它设施。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候应该让家里的人住进东京最新的旅馆里享受一下。孩子们现在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套间，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西式旅馆。英夫对进房间之前不必脱鞋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们来到顶层，在优雅的、可以俯视皇居的皇冠餐厅饱餐了一顿，回到房间后我说出了准备搬到美国去的消息。我还向他们许诺，途中要去玩迪斯尼乐园。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将会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环境中去，但是八岁的昌夫却非常愿意。后来他说，因为所有的西方电视节目都有日语配音，他以为美国人也说日语。英夫年龄稍大，对搬家不太热心，他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但是我们真地去了迪斯尼乐园，就住在那个公园的旅馆里，让孩子们在去纽约之前玩了个够。至今我们都对那次愉快的旅行记忆犹新。
我意识到了这次搬家对家里人的影响，但是我相信“身临其境”这种理论。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纽约，在安家之前，我们把儿子送进了缅因州的维诺那培训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这更快的办法能使他们早日适应美国的生活节奏。培训营规定我们在开始的两周内不得去看孩子，这样他们将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会得到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
我们把儿子送进培训营后，我建议良子去考一张美国的驾驶执照，我告诉她，在美国每个人都必须开车。另外还有些业务需要她开车去办。还有，儿子们在缅因州（我们在曼哈顿为直子也找了一个培训营。）表现出来，这就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我又要出差，她必须学会自己照料自己，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到郊区去看望朋友，周末时能够出去旅行。在准备题试的时候，她对自己有限的英语口语能力很担心，她把全部的考试资料都背下来了，包括一百道可能的试题，尽管她并不太懂。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题试，路考也没有问题，只是我们不得为她借了一辆用变速杆操纵的大众车，因为我买的那辆卡迪拉克是自动换档的，她觉得驾驶自动换档车不太适应。
良子喜欢回忆起1951年我们结婚后我要求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考一张驾驶执照，当时这对于一个日本的妇女是件不平常的事，然而她做到了，后来我们在纽约需要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司机了。当我们初建公司的时候，经常有日本的工程师和其他人到纽约来，良子对他们而言简直成了无价之宝。有时候我们的工程师会生病，或者吃不惯怪味的食物，或者遇到搞不懂的事情时需要帮助，这种情况下，良子除了会为他们做饭，还会给他们出主意。
我们的书房变成了一个电子实验室，工程师们在那里检查和测试对手厂家生产的电视机。书房里到处都是电视机、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来回走动。东京的负责人来的时候，就让良子开车去肯尼迪机场（当时叫爱得威机场）接他们。有时候由于恶劣天气或者其它的原因，过来的班机转飞纽阿克，良子还要从爱得威一直开车到纽泽西去接人。在曼哈顿时她开车送我们去城里参加会议，在华尔街或者其它地方。有时我们的工程师要测试调频收音机的灵敏度，她要开车带他转遍整个市郊，也就是试一试以帝国大厦为中心，在各个方向上到底走多远之后信号才开始消失。
夏令营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对儿子们来说是艰苦的。那里没有其他的日本孩子，他们被分到不同的小组，睡在不同的帐蓬里。营长买了一本英日字典，这样在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对他们说几个他刚学会的日语单词。我们后来听说学家，赫拉克利特弟子。他歪曲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断言，儿子们夜晚的时候哭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请给我爸爸打电话”，并且告诉他们，在遇到麻烦而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用这个纸条，但他们一直没有用它。我感到有点担心，但是我又想，这对他们自己是很有益处的经历。当我们第一天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良子和我都强忍着没有流泪。
昌夫说，他在那里事事都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做。在维诺那培训营有很多让个人选择的机会，这与日本的夏令营大不相同，日本的夏令营中每个人学的都是同样的课程。昌夫总是与多数人一样。由于他们年龄的不同，英夫被分到中级班，昌夫被分到初级班。所以他们只有在吃中饭的时候才能见面。两个不会说英语的日本孩子要学会怎样打棒球和游泳，还要与美国孩子一起攀登岩石，而这些孩子说的却是第三种语言——美国俚语。但是他们和其他的营员相处得很好，我和妻子周末时尽可能地去看望他们。英夫特别能吃，他很喜欢充足的份饭，各种冰激凌，大量的西瓜和水果汁。昌夫不太喜欢培训营，但是第二年夏天到了该回营的时候，他还是急切地想回去。后来到了要退营的时候他还感到不高兴。
孩子们学会了独立自主和美国式的作风，这些对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的。他们看出了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区别，开始懂得了祖国的荣誉感和国旗的象征意义。每天早晨，他们感受到唱美国国歌和升美国国旗时的伟大。后来我们在东京建一所新房子时，也安了一个旗杆，两个儿子回到国外去上学之前，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升起一面日本国旗。今天所有的索尼工厂都飘扬着一面日本国旗，一面索尼公司旗和一面所在国的国旗。就像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我们具体地代表着日本这个国家，所以应该骄傲地佩戴祖国的标志。
那一年直子太小，还不能到夏令培训营去，所以我们把她送到城里的毕奇伍德培训营，只在白天接受训练。她慢慢地习惯了新的生活，很小的孩子看起来有一种适应性。在纽约上完一年级后性与神我相结合而转变为宇宙万有。晚期为吠檀多派同化。经，她看来已经够条件上夏令营了，由于听她哥哥讲了维诺那培训营的故事，她自己也这样想。第二年过了两周之后当我们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带我们走到湖边，上了一支小船，她自己划船让我们到处周游，她为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我后来问到她当时的感觉时，她承认夜晚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熄灯以后她哭了。为了感到更加安全，她会在被子下打开手电筒。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她的零用钱越来越少。她把我们给她的全部零用钱都用在营地的小商店里买了手电筒电池。
度过了第一个充满新鲜空气和活力的夏天之后，两个儿子从缅因州回来。他们注意到纽约的第一件事，也是他们发出抱怨的第一件事，是这座城市中排出废气的气味和烟雾。学校开学了，圣伯纳德学校的其他学生怀着好奇心接受了这两个新同学。他们艰难地称呼新同学的名字。英夫记得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叫他“High…dee”（与日语中英夫二字的读音相近——译者）。后来在英国的住读学校中他们又叫他Joe，这是T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