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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刚入夜的时候离开东京，在同一个夜晚到达纽约。（虽然飞行时间要12个小时，但由于飞越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还是在同一天里。）到纽约后，我试着打一个半小时的网球，然后再睡到上午四点。我醒来后就开始阅读业务报表，这样我就可以在上班时对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我总是有时差感，因为一次的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就又要开始下一次旅行了，所以我只好尽量地多睡觉。
1985年我担任了日本电气工业协会（EIAJ）会长，这使得我出差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了，但是我还得想方设法安排环球跳跃式的出差旅行。例如经常会有这样的出差路线，在两周以内，从东京出发到纽约，再到伦敦，然后从伦敦到洛杉矶，再到夏威夷，夏威夷又回到洛杉矶，再去巴黎，最后从巴黎回到东京。
由于这样的出差，我必须想办法来完成我的工作。因为我们公司一半的业务在国外，而且我们公司的风格是当一个产品的革新者，所以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以遵循，我必须提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系统“易”，好言灾异。又创十三弦“准”以定律，将十二律扩展，在这种系统下我才能够“活”下去。现在由于通信系统时时刻刻都在改进，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保持联系，而我因为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被人称作电话迷。我们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例如当我早晨四点钟在纽约的旅馆里醒来，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正好是索尼公司的某个人上班的时间，我总可以打电话。
我是个热爱工作的人，但我也喜欢玩。我五十五岁开始打网球，六十岁学山坡滑雪，到了六十四岁又去玩滑水，但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大腿太吃力。我已经打了大约四十年的高尔夫球，现在仍然喜欢这项运动。每个星期二上午我们在东京召开办公会，如果我在日本，我就会设法参加，但是我先要在办公室附近的室内网球场打网球，从七点一直打到九点。我的弟弟和昭是索尼公司的副总裁，他也很喜欢这项运动，所以有时我与他或者索尼公司的其他负责人一起打网球。我喜欢与年青人一起运动，因为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得到好主意，他们使我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几乎每一件事。与热情洋溢的年青人在一起，我认为这对我的精神也有好处。
因为我一直在打网球，所以我注意到我的反应能力有所改善，当一个人开始上年纪时，反应能力就会随之下降，脑子也会不太好使，尽管我不希望那样。我刚开始打网球时，总是失球，现在我可以接发得很快的球，当然我不再玩单打了。我注意到刚开始滑雪时，我的平衡掌握得不是很好，但现在也有所改善。每个主管人员都应该明白，他们需要这种有力的锻炼，不仅仅是为了心脏，也是为了保持脑力和自信，而保持自信是至关重要的。
我也很喜欢飞行。有一次我乘坐公司的直升飞机，发现飞行员的年纪比我还大，我突然想到，如果飞行时他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就会粉身碎骨。我想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要消灭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一个人坐在后面干着急真是太愚蠢了。于是我拿出学员许可证，爬到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开始学习如何驾驶直升飞机。只要我与一名持有直升飞机或者固定机翼飞机教员执照的飞行员一起飞行，我就可以合法地驾驶相应的飞机，而没有必要拿到飞行执照。所以我们的飞行员都是持有教员执照的飞行员。我每年都把执照拿去更新，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在哪一次旅行中驾驶直升飞机，只是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可以自己驾驶，我不太喜欢束手无策的局面。想到我自己也可以使飞机着陆，我才会有安全感。
有一次我坐阿罗斯350直升机从日内瓦起飞，我告诉飞行员说：“这架飞机与我们的一样，”他回答说：“当我在巴黎机场看到你时，我认为你开飞机也会与管理公司一样，干得很出色。好，你来驾驶吧。”我不想自己驾机从日内瓦机场起飞，所以我让他负责起飞，起飞以后我自己开了一会儿。我非常喜欢直升飞机，就平衡和稳定而言，它比固定机翼飞机更难掌握，但是它的灵活性比固定机翼飞机大得多，由于这个优点，驾驶它才有真正的乐趣。
每天我的秘书都会给我布置“作业”。我总是带着两只纤维板的箱子，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浅红色的。黑色箱子里装的东西与我必须处理的国内事务有关，浅红色箱子里装的与国际事务有关。我有四个秘书，两个负责国内事务，另外两个负责国际事务。白天我没有时间阅读这些文件，因为我要接电话或者打电话，与客人交谈，参加会议，而有些人说过，日本的行政负责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不管我是否能处理完，公文和信件总是不断地寄来，所以我每天回家之前必须处理完这些箱子里的文件。黑箱子里的文件可能是索尼公司有关业务、生产、销售的报告和一些提问单，或者是我在日本电气协会的工作，还有可能是经团联的其它活动，例如我担任董事长的投资和技术委员会里的一些事情。我的国际事务箱中可能有到美国或者欧洲某个地方去演讲的邀请，市场或者广告新计划中问题的细节，下一次出差的暂定日程，还有朋友和业务协会写来的信件。
索尼公司里设有一个对外联络部，这个部几乎是为我一个人而工作。这个部里对我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设有专家，例如日本电气工业协会，经团联，日本…美国商会泛神论否认有超自然的造物主的存在，把神融化在自然，以及我在其中任职的各种委员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我在经团联的事务，另一名负责日本电气协会，还有一名负责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我有一名助手，帮我起草讲稿，尽管我讲话时不太用讲稿。我的箱子里还有部下们送来的备忘录，甚至还有剪报。无论我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的秘书都知道怎样找到我。有一次我到日本轻井泽的山上去滑雪，想在那里连续休三天假，结果未能如愿，在山坡上我的呼叫机响了。通常我的部下总是试图自己解决问题，那次他们呼叫我是因为他们不能代替我行使职权。
有时来自美国的电话会涉及到美国国会，因为他们可能对索尼公司有影响。还有很多电话是私人电话。我家里有五条电话线，其中有两条是我的专用线。我在夏威夷的公寓、纽约博物馆大厦公寓和富士山附近芦湖边上的乡村住宅里都有自己的专用电话。
当初安装专用电话线是因为家里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后来我们仍然保留了这些电话线，因为过不久我们的孙子孙女们就会用这些线了。我一个人要两条专用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可能会在接第一条线上的电话的同时利用第二条线找到我需要的其它信息。我在我的车上也装了第二条电话线。我一直主张这样一种做法，每个公司的负责人在任职以后，都应在家中装一个二十四小时的热线电话，这样别人就总可以找到他了。
虽然我总是忙于工作，但是只要有可能的话，我还是会想办法安排一些短期休假。冬季里我每个周末去滑雪，夏季的每个周末都去打网球。在新年期间，我通常是在夏威夷休息七到八天级斗争在对抗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玩玩高尔夫球和网球。我们经常去参加萨尔斯堡的复活节音乐会和贝鲁斯的瓦格纳音乐节，我总是在慕尼黑租一辆奔驰车，然后开车去那里，距离大约是二百五十公里，有时我妻子替我开车。我们在日本没有多少机会自己开车，当然也不可能开得像在德国那么快，但是我有一辆非常灵敏的丰田“翱翔者”，我们经常开着它到山里的别墅去。
我喜欢开快车，当然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高速魔鬼”。有一次良子和我一起到贝鲁斯去参加瓦格纳音乐节，歌剧演员彼特．霍夫曼向我展示了他引以自豪和愉快的1200cc本田摩托车。这种大型和强力的摩托车在日本是没有的，但是德国由于高速公路上没有速度限制，这种车的需求量很大。他邀我骑一下他的车，我拒绝了，我说想让他带我，于是他带上我出发了。时速开到了二百二十公里，我用手死死地抱住他，感到非常吃力，但是确实令人惊心动魄。
我们回来后下了车，他又问我想不想玩一下特技飞行。我当然说愿意，我以前还没玩过这种游戏。我们一起坐上汽车来到飞机场，在那里我们遇到他的朋友，一位德国的特技飞行冠军。他邀请我坐他的飞机，我当然乐意奉陪。我在机仓里坐好以后，他说：“我会注意你的，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我们就着陆。”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飞机上感到不舒服，所以我点了点头。
刚一起飞，他就让我来驾驶，并让我上升到一千二百米的高度，我照他说的做了。当飞机到达水平位置后，他接着驾驶）、南斯拉夫马尔科维奇（MihailoMarkovic，1923—）等为，并且事先不打招呼，马上开始了他的节目。朝里和朝外翻筋斗，快速滚动，横向滚动，失速，旋冲，所有的招数都使了出来。我感觉飞了几个小时，我一直下意识地去抓安全带。我的胃非常坚强，但是当他向我示意准备着陆时，我还是觉得早点结束为好。当飞进机场时，我看到良子和彼特．霍夫曼站在跑道上等我们，他们一边微笑一边向我们招手。
但是就在我们接近跑道的边缘时，他突然在十五米的高度上把飞机翻了个面，再加大马力向上冲去。我们的高度很低，我感到我的头都要擦着跑道了。我妻子后来说，我们呼啸而过的时候，她看我的头发是朝下挂着的。我坐滑道车和类似的玩意感到很过瘾，但只有三分钟。1985年日本举办科学博览会的时候，良子和我一起坐过倒立滑道车。但是三十分钟的特技飞行才是我经历的时间最长的刺激，甚至太长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