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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财阀认为可以控制军方，但是最后他们却成了军方的俘虏。事与愿违，占领军司令部的命令反而使日本的工业得以复兴。大清洗的一个积极作用就是从管理层中排除了某些身居要职的老朽，虽然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好人，一群具有新思想的第二、第三梯队的年青人被推上了领导阶层，他们正是参加实际工作的经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个措施帮助很多公司重新获得了生机，也使得其它人有机会成立新的公司，我们自己和本田汽车公司就是其中的范例，很明显，原有的老牌大公司不再可能支配一切。甚至在老牌大公司中，大清洗也使一些更加年青有为、训练有素的人成为高层领导。
当日本的经理和雇员都意识到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需要制定一些长远的计划时，就产生了终生雇用的概念。根据法律，要开除雇员是很困难的，也需要花费不少的钱，何况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一方面工人急切地需要工作，另一方面竞争激烈的企业需要保持忠诚的雇员。尽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由于失去了阶级间的争论，作为统一民族的日本人可以相互合作来实现他们共同的福利。我经常这样说，日本的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社会保险组织。
战后时代，由于有了新的税法，公司付给经理们高薪也无济于事了，因为税款随收入急剧上升，很快就会达到最高档次。公司提供的福利，例如宿舍和交通补贴，可以补偿工人的纳税。在日本几乎没有听说过逃税和漏税的事。现在一个经理的工资只比刚来的低层见习经理多七到八倍。这意味着日本已经没有亿万富翁，公司不发巨额的经理奖金，也没有购股特权，不存在分期收入和经理撤职补偿，所以在雇员之间，心理和实际上的差别都比其它国家小一些。对于这种普遍的情况当然会有例外，但我肯定这些例外是很少的。
国家税务局每年颁布最高收入者名单，并刊登在全国性的报纸上，以便每个人都能看到。1982年税务局的报导说，只有29，000名日本国民的收入超过了85，000美元。1983年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导，一个制造厂的典型的日本工人，妻子未工作，家里有两个孩子，他一年的收入只有其美国同行的三分之二。但是可由他支配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却高一些，因为在这个水平上，他纳的税比美国人少。如果日本的工人要赚到这多钱，就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因为他的工资与美国工人相比还是低些。然而在日本，人们并不认为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报酬有什么不对之处。事实上，1985年的政府调查表明，大部分的日本工人都没有休完他们享有的全部假期。
我们在办工业时学到的与人相交之道是这样的，人们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如果你想激励他们，金钱不是最有效的工具，你必须把他们带入一个大家庭，把他们当作受尊敬的家庭成员来看待。当然，在我们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里要做到这一点比在其它地方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国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教育的兴趣要追溯到德川幕府的年代，从十七世纪初算起，当时日本已经闭关锁国了将近三百年。那时的社会完全与外界隔绝，只留下了长崎的一小部分与外国人做生意。尽管很多人几年前从一部流行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幕府将军》中看到了当时的日本并不安宁，事实上那个时期，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长治久安的国家。后来我从书中吃惊地读到，二战以后的四十年是欧洲有史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而日本从1603年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夺取天下以后，直到1868年大政奉还从而结束德川幕府时代之前，在长达二百五十年的时期之内都没有发生战争，史称“太平盛世”。我想，从这种背景上来认识日本的这个史实是很有意思的。那时虽然武士都佩剑，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使用。
身份等级制度森严，每个人都受身份等级的制约。武士的地位最高，而他们自身又分成很多级别，商人处在最低层。要想打破身份等级的约束，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成为艺术家或者学者。当时艺术受到尊崇，例如文学、绘画、制陶、能剧（日本的一种戏剧——译者注）、歌舞伎、茶道和书法等。精于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非常吃香，一个人只要成了学者，不管他以前出生在哪个家庭里，是什么身份等级，其社会地位都可以得以提高。这样一来，农民或商人出身的人就十分热衷于教育，因为这是唯一的出人头地的途径，也是唯一的改变身份等级的办法。所有的农民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学校，于是当时开办了不少的私立学校。
1868年开始实施明治新政时，全国的人口是三千万，开课的学校已达一万所。当然每所学校招收的学生很少，从总数上看，并不能与今天的情况相比。现在初中是义务教育，94％的初中毕业生可以上高中，37％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上大学。现在我们的人口达到一亿二千万，但是中小学的数量已有四万五千所，学校的密度与德川幕府和明治时代相同。德川幕府时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也知道教育对于他们的孩子的价值。只要有学校，孩子聪明，他们就会送孩子去上学。
正是因为这种对教育的广泛兴趣，当明治时期开放港口、政府决定引进西方的文化时，民众中有一股很强的向外部世界学习的热情。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度时，识字率提高得很快。在日本，一个地方工会的负责人或者工人有时会升任至公司总裁，其原因正是在于教育水平很高。例如马自达公司的总裁山本健一，刚进公司的时候只是一名工程师，以后从车间领班升到公司首领，那时候公司的名称还是东洋工业公司。1985年当他们公司决定在美国建厂制造汽车时，他亲自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UAW）的官员就劳动协议进行商谈。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熟悉。多年以前，他曾经是马自达雇员工会的总干事，所以他与UAW 的人有共同语言。
在我们的劳资关系中有着一种别的地方没有的平等。索尼公司中蓝领与白领员工之间的差别非常小。如果一个男职工或者一个女职工成功地当上了工会领导，就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这正是管理阶层上需要的人，这种人具有说服力，能够使别人与他们合作。管理并不是专制。一个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必须具备领导员工的管理能力。我们一直致力寻找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仅仅根据缺少学校的某种证书或者他们一时从事的工作来划分人只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在我们的公司里很少有逆反的精神，依靠反对某些东西来过日子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给读者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日本的公司工人和管理阶层总是亲密无间的，因为这并非现实。1950年，丰田汽车公司遭受了一次大罢工，结果导致最高管理人员的辞职。战后在其它公司也发生过一些大的、时间不长的罢工。在日本几乎每天都有罢工，当然时间很短，但是示威者最后会与管理当局达成一致。石油禁运以后，1974年劳资争议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从那时起，这种损失一直在减少。1974年，由于劳资争议，日本损失了9，663，000人均工作日，同一时期内，美国的损失是47，991，000，英国的损失是14，750，000。后来我们的情况得以改善，拉开了差距。1984年，劳资争议给日本工业界带来的损失只有354，000人均工作日，美国的损失是8，348，000，英国的损失却猛升到26，564，000。当然美国的国土大得多，情况更加复杂，但是对自由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进行这样的比较是很有趣的，而且英国的数字看来不稳定。
我亲身经历过的唯一一次罢工发生在1961年，当时恰逢公司成立十五周年庆典，而我受命处理此事。我们公司原来的工会深受左派分子的影响，那一年左派将索尼公司作为目标，向我们挑战，要求只准有一个工会。我接受了工会的挑战，声称唯一一个工会是不公平的。我告诉他们：“唯一一个工会违背了个人的权利。如果别人想成立另一个工会，他们有权利这样做。这才是自由，这才是民主。”我的回答是针锋相对的，我感觉到工会领导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们想扩大事态。我也有同样的想法。
工会领导人知道我们将在五月七日举行周年庆典，他们威胁要在那一天举行罢工。他们认为周年庆典对于我们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威胁足以使我们让步。但我却不这样看。我了解我们的工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认识。我知道，很多工人都有良知，他们赞成成立多个工会，他们会脱离深受政治影响的工会，而加入另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工会。我对我们与员工之间的良好关系有信心，我不想看到与公司有合作关系的人受到几个极端分子的诱导。
我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的头头认为我只是虚张声势，在最后时刻我将会做出让步，因为我毕竟想成功地举行庆典。我们原计划在总部大楼里举行庆典，邀请了很多上层人物，也包括池田首相。随着庆典日期的临近，我们与工会做了不少的交易，但是他们却越来越过分了，看来他们不想解决问题。他们认定我们终究要妥协，因为在举行周年庆典时街上到处都是纠察会使公司丢尽脸面。我没有向他们暴露一点内心的想法，但我把讨价还价拖到了最后一刻。直到周年庆典的前一天晚上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工会领导人一哄而散。
在周年庆典的那天早晨，罢工者包围了品川的公司大楼。罢工者和一些被带来凑数的人封锁了街道，一些人举着写有谴责井深和索尼公司的标语的牌子。同时一些工程师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工会，很多人打出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