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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6点，在这个条件下运动员可能赢也可能输，但他知道比赛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公平的系统中打球。
我想，根据国际协议，浮动系统将受到监督，汇率不允许波动太大或者受到人为影响。我们没有考虑在内的并不是产品的竞争力，而是货币的交易者，他们的活动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货币的价值。还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监督这个系统，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还没有建立均胜条件。投机商们买进或者卖出货币时只有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利润。这就使得汇率不停地变动，但与工业竞争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世界贸易的人来说，就好像一个霸王大摇大摆地走进高尔夫球场，每打一洞就把我们的均胜条件改变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产品价格实际上并不由我们控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好像我们对一台电视机的标价不是多少美元、日元、英镑、法郎或者里拉，而是索尼公司的10股股票在你买电视机当天的标价。股票每天都在交易，于是价格不停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买东西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制造东西呢？
对于实业家来说，货币是一种尺度，我们用它来衡量公司的经济活动、固定资产、库存，甚至人为努力的结果。当价格不再由产品的竞争力来决定，那么我们对投资的信心就会不可避免地消失。经济的基础在于一个国家的工业，我对此深信不疑。为了进行明智的投资，我们必须能够预测投资可能带来的合理回报。如果我们无法预测这种回报，那就要靠灵敏的第六感或者头脑发热来进行投资了。到了这一步时，就不再会有人投资，工业也就崩溃了。一旦工业崩溃了，货币就失去了意义，那时甚至金融市场也会崩溃。
现在使我感到担忧的是有些实业家也开始加入到货币交易的游戏中去了。因为他们无法预测潜在投资的回报，很多实业家停止了对自己公司的投资，而将大量的能源、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企业吞并中。公司变成了交易、收买和卖出的商品。工业不应该扮演这种角色，而应该改进现有的产品并创造出新的产品。作为一个日本人来看待这种局面，我不相信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人还有很大的工作欲望。当经理们对相互吞并考虑得更多时，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还能够培养出忠诚的感情和和谐的生产力？前景不容乐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不断地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工业价值、而不是货币行情基础之上的的新汇率系统。
因为巨额的金钱聚集在石油输出国的手中，所以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世界货币系统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在里根主义的原则下，美国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制止通货膨胀。日本的大量现金以投资的形式流入美国，想寻求高利率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现金涌入了美国。这使得美元更昂贵，而别的货币更便宜，美国政府可以加大开销，当然也就欠下了更多的债。世界范围的货币游戏正式开场了。
我在前面就已经写到过，也许并没有给与太多的同情，美国的商人做生意时总是必须牢记要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他们总是担心，如果季度分红没有什么改善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下跌。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于利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时，经理们就被迫走最便捷的路径去获取利润。于是出现了两种危险：有些经理发现货币比货物交易更容易赚大钱；另外一些人发现制造成本低廉的产品可以迅速盈利，即使这样做要把生产力转移到国外去也在所不惜。
这种现象导致被我称为“掏空美国工业”的结果。美国的工业设施正在减少，逐渐就会只剩下一个外壳，欧洲也是这样。有些日本的公司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正在出口生产力。美国的摩托罗拉，德州仪器，仙童以及其它的很多公司已经将他们的生产设施转移到了日本，或者在这里增添了新的机器。这些公司所在地的美国人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个地区的国会议员抱怨日本人要对美国的就业率下降负责。1984年，IBM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计算机出口公司。美国公司转移到日本或从日本购买高技术零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高质量的、而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利用这里的技术工人。但是索尼公司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找到所需的技术工人。利用我们的技术和长远的经营原则，我们可以从当地公司回避的地方赚到钱，因为他们总是要求迅速地、持续地盈利。
1985年秋天，我和日本经济组织联盟的主席稻山嘉宽一起去欧洲旅行，我们遇到很多欧洲人，他们吹嘘说：“日本人没有新主意。只有在欧洲，我们才会想出新主意。”我对一个这样的人说：“不能因为你有一些主意就值得吹嘘。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别人也认为是好的主意。重要的是你怎样向工业界解释这些主意。日本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而你却没有，所以不要吹得太过份了。”
欧洲国家重视科学家，我们知道这一点。很多伟大的“美国”科学家的根在欧洲，甚至是在欧洲受的教育。这是美国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在美国和日本，同样的重视却给了工程师，他们把科学上的突破转化成有用的物品。很多欧洲国家出于虚荣的绅士派头，在传统上总是试图回避需要亲自动手的工程学。欧洲的工程师长期以来被视为手艺人。只有美国和日本才承认他们的重要性。两国的大学里都有很好的工程系。但是后来日本比美国更加强调大学里的工程研究，这与美国强调法律诉讼有关，美国的年青人现在对法律好像更感兴趣。
如同我对牺牲货物交易来发展货币交易的趋势产生的担心一样，这种对满足技术上的改进和生产新产品的需要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也使我忧心忡忡。问题远远不止是美元和日元的比价不合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1986年，美国参议员托马斯．依格尔顿在东京美国商会的早餐会上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评论，回答了美国工业能力衰退的问题。依格尔顿说，美国必须保护和扩展它的工业，他发誓美国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有服务业的国家。参议员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纠正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否则美国就会采取保护主义。我很同情他的沮丧，可惜真正能够帮助美国的更多地在于美国自己，而不是日本。出口生产力和玩弄货币游戏不能保证在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健康的工业体系。
最近一任的财政部长多纳德．雷根原来是美利尔．林奇．皮尔斯．芬纳和史密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是一个货币游戏的大玩家。金融专家们对工业没有直接的了解，所以他们的信条是坚挺的美元对美国是最好的，货币上的不平衡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会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1985年詹姆斯．贝克接替雷根出任财政部长时他立即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在他最初的一次讲话中他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国际外汇系统并纠正美元过分坚挺的非正常局面，那么这种广泛的货币不平衡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瘟疫。由此引出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五国集团（G…5）的第一次财政部长会议，研究如何处理1985年汇率调整中造成的问题。
贝克和G…5的努力在汇率中造成了突发的、激剧的波动，日元在创记录的时间内上涨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使得工商界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调整。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G…5各国的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卖出其它货币来降低美元的价格，此后日元对美元升值35％，这个令人震惊的升值幅度很难应付，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小公司。虽然日本的出口制造商由于日元的升值提高了产品的售价，但我们失望地看到很多美国公司也提高了他们的售价，造成了一种通货膨胀的趋势。
尽管G…5行动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却很明显，世界并不能依靠两国之间的、随意的政策协作来使汇率保持与实际情况相符。各国必须共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机构来稳定汇率。一定要阻止通过投机取巧而不是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来追求金钱利润的做法。
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经济最高会议上对汇率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但是他们承认问题在于汇率的广泛波动，同意对这个情况加以监督，这样他们朝我希望形成一种决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再向前走，进而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来监督汇率或者召开会议考虑新的系统。
政府干预有多大的用处，又能维持多久？货币投机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钱与日本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能够用于干预的钱相比，数量是巨大的。所以世界上的金钱游戏者有时间等待，希望事情迟早会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果中央银行可以用来干预市场、影响汇率的资金不充足时，这个系统就开始摇晃起来，紧接着就可能出现一场天下大乱。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说要对外汇系统再进行一次改革。
没有人知道公平的汇率是多少，对此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可以召开一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种货币进行调整，允许在最佳值的预定上下极限值之间有较小的、合理的波动。我们在工业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产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现在的系统中，我们的货币在一天以内就可能波动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经济上把我们的努力一扫而空。这就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和创新的愿望，自由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动力正在消失。如果连自己的钱的价值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很难做生意和制定未来的计划了。
尽管有这种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