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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不久前病故的前志愿军女文工队员，她的故事并没有随她消逝
那是2001年早春的一天上午，我去参加了一个遗体告别仪式。
记得那天是晴天，却觉得天空不那么晴朗，似乎空中笼罩着若有似无的浮尘。我从公主坟乘一线地铁赶到八宝山。走进公墓大门之际，觉得一切都很熟悉：一辆
接一辆的汽车；熙来攘往的人们；沿灰色围墙置放着的一些纸扎的花圈。首都北京的特点之一，就是任何公共场所都不缺少往来的人群——八宝山公墓也不例外。
为了向亲朋好友的遗体告别而来八宝山，已记不清多少次了。
只知道每一次来这里送别远行人之后，归途中内心总不免抑郁。一想到各色人等，从南北东西、五湖四海，跨越人生的漫长或短暂的路途，汇聚到北京，最后却统统从八宝山公墓这一站集结，化为一缕青烟，永不归来。想到这里，每每摇头叹
息，情绪总要受些压抑。尤其是有一年送别我的一位年轻战友——一位军队颇有影响的作曲家，因患肺癌，年仅38岁便撒手人寰……望着围着黑框的大幅遗像，一如生前在向你微笑，总觉得他的离去，也带走了你自己的一部分……这次从八宝山送
别战友归来，令我难受几天。
所以此后我一般不愿上八宝山。曾有几次相熟的同事故去了，我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能参加遗体告别，过后虽然遗憾，但又想：同事的音容笑貌长留我心底，我一生都不会与之告别；或许比参加了遗体告别，脑海中永远印下死者那经人化妆
后的僵滞的脸，更令生者好过些。
但是这一次的遗体告别我却必须去。因为我有承诺，有对死者的郑重承诺。
遗体告别仪式在一间小而普通的告别室举行。我从公墓西侧大门进去，很容易就找到了那里。
应该说，这个遗体告别仪式显得有些冷清。稀稀落落聚到告别室前的，也不过二十多人。告别室前的水泥台阶上，用黑纱围绕死者的遗像，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台。葬礼像目前北京普通人去世时例行的一样，非常简单。主持人宣读了一个几页
纸的悼词，然后是向死者遗像三鞠躬，再接着便是在哀乐声中，依次走进告别室，由右侧门进去，向安放室内的遗体行鞠躬礼，然后围绕遗体一圈向死者告别，再与死者的遗属握手致哀，最后由左侧门鱼贯而出。
但我还是感觉到这个葬礼不同寻常。
首先，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虽然不多，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死者年轻时的志愿军战友。
这些人年逾花甲，青春不再。虽然来向死者永别，却又有意无意地把这仪式当作老战友聚会的机会。因此，男女老战友间，握手寒暄，互致问候，不免冲淡了仪式的哀伤。
还有，令我心头升起莫名激情的，是告别室前悬挂着的死者遗像。
或许是死者临终的嘱托，遗像使用的是死者二十岁以前的一张照片：一顶帽沿微微上翘的军帽下，两只扎着辫绳的油黑的发辫间，盛开着一张年轻女性的灿烂笑脸。一缕阳光投射到照片上，那确实美丽动人的志愿军女战士的遗像，好似一阵春
风掠过我的心头。我也注意到，参加遗体告别的老战士们望着死者50多年前的照片，不免沉人各自的回忆。
谁不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即令是最残酷的最饱受磨难的青春岁月，在回忆中依然是美丽的，令人怀想的！
我久久凝视着她的遗像。我并不认识年轻美丽的她，或者说，我没见过她年轻的容貌。但是，第一眼瞥过，我就认出了遗照的主人。很显然，我记忆中的六十多岁的老大姐，和眼前的美丽玉照之间，有着不为岁月流逝所消磨的特征；不过，更
令我与这英姿焕发的遗像瞬间产生相熟甚至亲情之感的，是我知道了在这年轻女性的灿烂笑容与不久前辞世的老妇人之间的人生秘密。由此，我更加确认，每一个辞世而去的人，都会带走一部人生故事。
所幸的是，这位不久前病故的前志愿军女文工队员，她的故事并没有随她而消逝……
差不多是两年多以前，在1999年的4 月里，我开始采访一些志愿军老战士。在此十年之前，从纪念朝鲜战争爆发40周年前夕开始，我陆续出版了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是我写作之初没有预料到的。
这套系列作品并没有全部完成——一半是因为有其它事情的耽搁，一半是因为遭遇到某些学术以外的种种干扰……十年一晃，有心的出版社编辑提醒我：就要到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纪念日了，你的出兵朝鲜系列要不要继续？
当然应该继续。有出兵朝鲜的开始、进程，就应该有其结束。
写了国际风云和高层军事将领，也应该写到基层指战员。于是，我计划写反映朝鲜停战前夕的金城反击战的“最后一战”。
采访的过程辛苦，而且不顺利。不少当年参战的高级将领已不在人世。尤其是，众多的指战员在对近半个年世纪前的最后一仗的追述中，显出了革命英雄主义事迹描述的雷同。在对众多资料和采访的思考中，我苦于理不出一个头绪，或者说找不到一个艺术构思的出击点。
当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项写作计划或许真的难产。但是有一天，我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一幢公寓楼中的某个单元前去采访一位前志愿军某部的侦察科长时，我的艺术触觉受到了某种触动。
当时那位侦察科长讲述了他亲身参加赴朝作战的经历后，向我介绍一直坐在他一侧沙发上的夫人说：
“她也参加过金城反击战，她当时是文工团员……”
于是很自然地我便同这位原志愿军文艺战士聊了起来。不经意间，她忽然说道：
“那时候，在朝鲜，我们文工团员都挺年轻的，有的女孩子才十三四岁。过封锁线，跑不动，老同志让这些小鬼们跟着驮炮的骡子跑，一人拽一根骡子尾巴，跑得尘土飞扬，炮弹一炸……唉，牺牲的、负伤的，文工团员也有不少人都留在了朝鲜……”
侦察科长夫人的这段平静的叙述，却像一块石头扔下，激溅起我心田的波涛。我仿佛穿越半个世纪的时空，目光所及之处，是那样一幅摄人心魄的图画：
朝鲜战场的封锁线上，弹坑遍布，硝烟四起，炸弹不时爆炸。
负重的指战员和一些背着乐器的男女文工团员飞奔着穿越炮火拦阻线。一些骡马驮着迫击炮或是炮弹箱被驭手牵着奔跑，骡马的尾巴拖拽着一个个年轻的小文工团员。这些“战士孩子”一脸稚气，双目惊恐，军服显得肥大不合身……在冲天而起的爆炸气浪中，他（她）们弱小的身躯似要被吞没掉……
我禁不住想：这些十三四岁的小文工团员，在还应向父母撒娇的年龄，在应该无忧无虑嬉笑玩耍的年龄，在应该坐在明亮教室里读书的年龄，却自愿来到死神时时伴随的朝鲜战场，一旦被炮火击中，青春的美丽篇章还未展开便倏然中止……想
想看，这些孩子为这场战争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
我忽然明白：战争的故事，因为这些孩子，因为这些花季的少女战士，因为那些青春貌美的女文工团员，而更显得凄婉、美丽，因而也更加残酷与生动感人。
那么，我试想，去深人地采访众多依然健在的前志愿军文工团员，或许可以为我的战争题材写作另辟蹊径？
于是，在那一年盛夏已至的时日里，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继续进行的采访中，注意增添了一群特殊的采访对象。
冒着酷暑，我重新披挂上阵。带着惯用的采访本，揣着袖珍录音机，我北上辽沈，南下金陵，东至山东半岛，西至古城西安，更多地是在北京九城间穿梭……几个月过去，收获不能说少，写一本纪实类作品的素材也够用了，但是我写作的欲望却好似一点一点被减弱——也许是被我内心越来越膨胀的不满足感所左右，面对生动的、大量雷同的英雄事迹，真好似面对一盘散沙。
我几乎要放弃了。人类就要迈人一个新的世纪了。在信息爆炸、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传统的战争故事怎样才能拥有众多的读者？对于缺乏想像力，而靠写实卖文的我，面对采访本上记下的一堆志愿军英雄事迹，觉得束手无策。我处于一种欲罢不能，进退维谷的境地。
而这时，事情却有了转机——
时间已是那年的初秋。一天，我按预约好的时间前往北京平安里附近采访一位原志愿军文工队员——现已退休在家的老同志。
令我吃惊的是，这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同志依然住在筒子楼里。
楼道不算窄，但被两侧摆放的煤气罐、案板等挤得只剩下容一人走过的空间。空气中弥漫着厨房和卫生间的混合气味儿。我向一位在水池边洗碗的中年妇人打听我的采访对象。她把头一转，朝走廊里大喊：
“老郭！有人找你——”
“哎，来了来了！”走廊里不远处的一扇纱门被推开，一位穿白衬衣、蓝裤子的老汉迎了出来。
没等我自我介绍，他便殷勤地把我让进室内。
一进门，我以为走错了地方，靠墙一侧竖着两个货架，上面摆着烟、酒、卫生纸等杂货。墙角有一个灰白色的大冰柜。自然，屋里也少不了床、沙发以及衣柜、台式电脑等家用品。朝阳的大窗子下边的一扇玻璃被改成推拉式的，此刻正敞开着。
我在沙发上刚刚落坐，就见玻璃窗外露出一个男孩子的头，喊道：
“郭爷爷，我要一根双棒儿！”
在我与他的谈话中间，不时有顾客光顾：有的买两袋鲜奶，有的买一盒香烟……见我时时停下记录，等待他从售货窗口返回，终于抱歉地解释：
“退休了，开个小杂货店，又为群众解决困难，又为自己添点零用钱……”
之后，我从他的介绍中才知道，他是八十年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