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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拐角处的沙发上站起一个妇人，由于过道的遮挡，使我没有立刻见到她。但是，她的女儿马上介绍说：
“这就是我妈妈……”
妇人微笑地凝视着我——之所以称她为妇人，是她确实不像六十多岁的人。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脸庞清丽而白皙——只有眼角和嘴角的皱纹诉说着她曾历经的沧桑。
她神态从容地请我在沙发上坐。女儿很快沏上茶水。
我一边为自己冒昧登门道歉，一边将我的书恭恭敬敬地置于她面前的茶几上：
“只是送您一套我的书，写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想请您多多指教……”我对她解释道。接下来，我简短地把自己的经历做了介绍。
“谢谢您冒雨送来书，我一定拜读。”她说，“但是我怕不能对你有什么帮助……”
“我听您的老战友介绍，说您在朝鲜有写日记的习惯？”我的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她眼里闪出警惕的神色，于是立刻打住话头，递上自己的名片，起身告辞：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地址、电话，请多关照吧！”
“再坐坐吧，连茶也没喝一口就走……还下着雨呢……”她一边起身送我，一边挽留，脸上确有歉意。
“有机会的话，以后再拜访您，今天突然打扰，实在不好意思。”
——这次送书后两个多月，时近初冬，我才又给苦夏打去电话，结果令我彻底失望。
是她女儿玉薇接的电话，告诉我，她妈妈早已去了美国！
“是您上次送书后半个多月走的，对，是看我哥哥，他在美国东海岸的巴尔的摩……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国，总要很久吧……”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已停止了工作采访。苦夏——我把她作为我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采访对象。现在，这个打算要泡汤了，令我觉得沮丧。这种情绪影响到我的写作欲望，令我很难打起精神，去撰写一部类似材料汇编的纪实作品。
加之年关将近，又有诸多事情打扰，遂将写作计划搁置下来。
接下来，全世界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欢庆将我也带进2000年。
喜悦之后才发现，新的世纪普通人依然不缺少从前的烦恼与疲于奔命。渐渐地，我便将采访苦夏一事遗忘了。
整整一年过后的又一个初秋，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玉薇打来的。她告诉我，已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了，都没人接；她说，她妈妈想见我。
“我明天去可以吗？”我连忙问。
“可以，请您直接到医院去，妈妈得了肺癌，住在肿瘤医院……”
——就这样，在北京肿瘤医院东院一间特护病房里，我断断续续倾听了苦夏的回忆。
那时，我曾问她，为什么不早些接受采访？她说，原本不想说，但是，读了我送她的书，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作者；加之，去年到美国不久，就发现患了肺癌，已是晚期；在美国做了手术，疗养几个月后突然很想回国，吵着让儿子把自己送回北京。
“其实是我知道自己没多少日子了，我想抓紧时间，对你讲述一切，以免把我的故事带人另一个世界……”
当然，我也读了她的赴朝日记。但是，她的讲述比日记更生动，完整。她每日的讲述有两到三个小时，都是根据日记所载勾起的回忆来说给我听。经她的同意，我在笔录的同时，也做了录音——这既是为了保证材料不被遗漏同时也是为了保存
下她的声音。想起在肿瘤医院，面对仰在床上的她，望着她因肺癌而显得潮红的脸，因回忆而显得激动的双眸，听着她那娓娓道来的柔和的女性声音，真令我奇怪，一个六十多岁的病体沉疴的女人竟会有如此年轻而温柔动人的嗓音。
我在肿瘤医院病房的采访用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其间，我也没忘记同她的女儿玉薇就我与苦夏的合作一事拟定了一份详细的有关版权方面的合同。按照合同我将在书中隐去所有当事者的真实姓名。
采访结束的那天下午最令我难忘：她结束讲述后，长吁一口气，将头微微后仰。那时，夕照的光芒从窗口射进，映在她床头盛开的一束康乃馨花瓣上。她的脸朝向鲜花凝视许久，轻吐一句：
“完了……总算讲完了……”
在我辞别将要离去时，她伸出白皙的右手，但无力抬起，手掌心朝上，微微抖动着。
我上前握住她的手，感到她柔软的手指正在颤栗。她与我凝视，轻轻说：
“这个世界，现在只有你，对我知道得最多……我对孩子也没讲过……”
我握着她的手，一时无言对答。
“我走的时候，你来送我吧？”她喃喃道。
“一定。”我直视她双目，郑重承诺。
……握别玉薇后，我再次回头注视苦夏的遗容，再次鞠躬，尔后步出告别室。那时，“道拉吉”的乐曲还在我耳畔飘荡。
我脚步匆匆穿越吊唁的人们，疾步走出八宝山公墓大门。地铁站旁，人们出出进进。卖报的小伙子在高声叫卖。一旁的烤炉上，小贩翻捡着烤熟的地瓜……生活在照旧进行，人们并不在意附近的墓园此刻又送走了什么人。然而回首看去，八宝
山墓园上空，一缕淡淡的青烟向空中袅袅飘升，那或许是苦夏的灵魂飞离了人间？
我知道，阳光灿烂的天空中，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
当天晚上，在书房里，我再一次打开录音机。磁带无声转动，扩音器里响起了苦夏生前娓娓的诉说。
第一章
那新缝制的例假带儿和妈妈临行的嘱咐，都是我以后遭遇麻烦的最早预兆
我离家参军是1950年。年底，11月里。那一年我17岁，虚岁；要按周岁，才刚刚16岁。
一个女孩子，16岁——按现在文艺作品的叫法，是少女的花季。
花季的少女，便到了拿枪动炮的军队，好像不太合适。不过在解放初期，能参加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好多青年男女求之不得的好事。
和有些偷偷从家里出走，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孩子不同，我是经父母同意离家参军的，而且是我母亲把我送上火车的。
还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土改后，被划定为地主兼资本家。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早晨。我母亲和我家老佣人蔺妈陪我去向父亲告别。走进里屋父亲卧榻旁，久病的父亲睁眼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飘着一股中草药气味儿和隔夜卧室的混浊气味儿。
我注意到，父亲明显瘦多了，脸色发青。他深陷的眼眶里眼球在缓缓地转动，溢出泪水。
“爸，我走了。”我轻声向父亲告别。
父亲在枕上的头微微欠了欠，算是点了头。
“爸，有我妈和蔺妈照顾您，您多保重，按时吃药，养好病，还能再做事……”我安慰着父亲。
父亲伸出枯瘦的手，颤抖抖的。我上前握住他的手，觉得冰凉。
“小夏，你……”父亲开口道，“你还小呀……还小哇……”父亲感叹着，“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多小心呵……”
父亲喉咙咕噜了一阵，有些喘不上气。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的目光追着我，凝视着我，充满慈祥……那一刻，我心中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以后才知道，父亲的目光是在与爱女诀别。而我当时，急于像一只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没有在意病人膏盲的父亲，不知道这次离
去就将永别。
那时候，随着年龄渐长，我已大概知道了我的家世。
我出生在宣化城，并在这里成长到16岁。离家参军前，我在宣化女中读书。
宣化是个小地方，它地处京西居庸关外几百里。是一座古城。
明清时叫宣化府。民国时是察哈尔省的宣化市。现在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按说宣化城距北京不远，又有中国人自己最早建设的一条京张铁路经过，但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这里还是距北京非常遥远的一处小城。
小城是古色古香的。记忆中，那高高的古牌楼，夕阳里乌鹊飞绕的钟楼、鼓楼，雄伟的南门楼，完整的夯土古城墙，热闹的米市街、牌楼南街、北街……小时候，我和街坊伙伴儿在古楼边的空场玩跳房子，到北门外山坡上去摘酸枣儿……我在小
城出生长大，我把这里看作我的故乡。
但我的父亲告诉我，我的老家在北京。从宣化往东几百里，过了八达岭居庸关，就是北京。那边一处乡下，是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家。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一年里，总要去北京一趟，大都是去看看双亲，也捎带进点货物之类。我母亲双亲去世早，她倒没怎么往北京跑。后来我长大后，父亲往北京走动越来越少。大约是他双亲陆续辞世，他也就懒得走动了。
父亲姓辜，早年在京城经营首饰行。在城东乡下由父母操办成了亲。而我母亲是父亲在城里经商时娶的二房太太。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矛盾，父亲后来把京城的买卖盘了出去，用一部分款项在老家置了一百亩地，用来供养乡下的妻子，另一些款
项则带到宣化开了买卖，并把我的母亲也从北京接来，从此在宣化又安了家。
据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日子正赶上立夏那天，父亲就给我取名为一个单字：夏。由于姓辜，就叫辜夏。而父母从小叫我小夏。
我妈和佣人蔺妈都说，我起小有个毛病：苦夏。就是说，一到夏天，就怕热，吃不好，睡不好，准要瘦几斤肉下去。后来到了部队，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的毛病，干脆把我的名字辜夏，就叫成了苦夏。
从小，父亲很疼爱我。记得吃饭时，他常常给我一小口一小口喂饭，很耐心。那时候，父亲在宣化的买卖经营得不错，有一家金银首饰行，一家茶庄，一家绸缎铺。还买了几亩地的一个葡萄园子，此外还置了百十亩旱地。财产不算多，也不算
少。到解放后土改定成份时，地主兼资本家的帽子是躲不掉的。
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像一个压迫剥削人的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