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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经济情况。叶圣陶后来称那次旅行的日子是“欢快的日子”〔3〕。通过叶氏的日记，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生产活动的一派红红火火的盎然景象，访问各处的生产、生活物资亦极为丰富，从牧场、林场、渔场、矿山到国营奶品、罐头等制造工厂，生产秩序井然，牧民、工人的干劲十足，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国民经济恢复的先兆了。不能否认，1961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走出阴影的关键一年。叶圣陶这次为期五十七天的参观旅行记录，除了能让人们了解他们在各处具体的参观访问活动和当地具体生产情况以外，还能让人得到一些参观团在各处参加联欢和宴饮活动的信息。虽然，叶圣陶在记录一路上的文娱和宴饮活动时，大都不过聊聊数笔，但用词却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7月31日 参观团到达海拉尔，赴宴，“菜甚好。有禽名飞龙，其肉视山鸡更嫩。有甲鱼，昨在哈尔滨尝食甲鱼，不意北边亦有之。有烤羊腿，殆是主菜，而余不能嚼之。宾主互劝酒，余饮稍多”。同时，“有政协组织之六十余人在此，到已将一月，其中熟友颇多，元善夫妇、颉刚夫妇亦在内。”
8月6日 在呼伦池，“晚餐又是盛宴。劝饮而外，座中客起而吹奏歌舞”。、
8月11日 在一奶品厂参观，“遍尝其所制之各种食品，奶油粉、糖果、冰糕、奶油点心，凡七八色。余虽留意少吃，而已感其饱。回旅舍吃晚饭，只能勉进半碗耳”。
8月16日 在通辽参观，晚上“六点宴饮，治肴甚讲究”。
8月17日
在一公社生产队参观后，“午餐又殊别致，菜凡十六盘，全是鱼。惜厨师手法不多，均为红炙，其味无甚差别”。
8月21日
“晚餐时面饭而外，复有蒸煮之新鲜苞谷。昨夕则陈涮羊肉。餐食甚精，时有变换，招待无微不至，诚有愧矣。”
8月26日
参观某处后，“回至研究所，先尝奶豆腐奶茶，次食全羊。又是盛餐”。
8月29日
参观煤矿、机车修配厂等处，“回到矿物局已午后一点，又受丰盛之款待，饮酒颇久”。晚上，“未及六点，又邀我们进晚餐，菜肴仍甚丰。余实在吃不下，仅进少许，酒则绝未饮”。
8月31日
在昭盟座谈后，“晚餐。又是大吃大喝。食后分两批娱乐，跳舞，看电影”。
9月6日
在呼和浩特，吃“全羊席，烤好一羊，抬至席间供客一观，然后抬去脔割之，如吃烤鸭然。初尝驼峰，其味略与鱼肚相似，无甚好吃。又有发菜，亦称珍品”。
9月13日
离开呼和浩特前，“吃烤羊肉，又吃骆驼之蹄筋，为平生初尝。饮酒较多”。〔4〕
两样文字，两种心情，周、叶两人所写文字反应的社会经济情状虽有些不同，却为后人留下了观察当时社会情况的“窗口”。现在，记录关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些文字大都是当年部分知识分子的零散回忆，即便有专著、专文，也大多附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研究，或是演绎了的文学作品之中，很少有普通百姓对此做详细的记录。这一方面与各色人等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今昔心境和所从事的具体的体力和脑力工作大有关系；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对“饥饿”的回忆，大体限于“口头流传”，形成文字的极少。在生活物资如此丰富的今天，人们也都不太愿意回忆起更多的饥饿和苦难。虽然知识分子的记录大致留下了那个时期一些较“清晰”的画面，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显然不同于普通民众，当时他们所受到特别或是额外的照顾应颇令一般民众羡慕。听父母讲，当时我祖父母一辈的工人每月月薪大约在五十至七十元左右，而且是要靠一人养活一个八至十口之家，如果将此与周作人月收入相比，两者简直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生活上的“困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不禁使我对部分知识分子笔下当年的“困窘生活”产生了一些疑问。普通百姓生活得艰辛毋须否认，但知识分子的艰辛生活会不会是被他们自己人为地夸大了？知识分子有时很容易将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扩大化”。其实，解放以后，知识分子虽遭受了不少运动的冲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他们的生活待遇以及社会地位，还是要远远高于普通百姓。
对于自身较为“特殊一点”的生活优越感，不少知识分子还是有所认识的。1961年4月20日，傅雷的夫人在给海外儿子的信中写下了一段文字，“这二年来营养之缺失，非你所能想像，因此百病丛生”，“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仿佛向儿子开口要东西也顾虑重重，并且也怕增加你的负担”〔5〕。傅夫人朱梅馥的这封写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还传递了许多了解当时知识分子个人、家庭，乃至社会情状的信息。傅雷“每次order（嘱寄）食物，心里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古脑地都会冒出来，甚至信也写不下去了”。不过，与普通百姓相比，傅雷一家“过的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我们的享受已经远过于别人”〔6〕。信中的“远”字很能说明问题。对自己的生存境遇感到满足，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作为“右派”的傅雷，生活质量虽有下降，但依然没有被排除在受照顾的群体之外。
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上海高校“学生食堂的菜单，几乎都是豆腐渣、花菜叶。教授们也不过多一斤糖，一斤黄豆”。陈四益在回忆这个时期复旦大学的朱东润先生时写到：“上海市委统战部组织一批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想让他们看看人们怎样在勒紧裤带搞建设，朱先生也在其列。参观归来，朱先生在课堂上讲到沿途受到的招待，感慨系之：‘我们这批人就像蝗虫，走到哪里，吃到哪里’”〔7〕。“蝗虫”一语，让人极为真切地感到身处时艰的朱先生的内心自责和切身感受。也正因为如此，亲见亲闻朱先生行言的陈四益先生，才会对朱先生的品行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正因为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民生艰难，他才不安于也不满于这种特殊的优待”〔8〕的感叹。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按理讲，一个人在自己尚未能温饱度日的时候，哪里还会有心情考虑生民之艰，但确实有一些忧时忧世的知识分子在时时关注民生，不断自省，这便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天下情怀的现代体现。细微之处足可见一个人精神，其实，作为知识分子，不论个人待遇的差距有多大，不管个人地位是否悬殊，只要能时时刻刻心怀生民，不失人间情怀，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注释：
〔1〕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2〕文洁若：《苦雨斋主人的晚年》，刘如溪编：《周作人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3〕〔4〕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内蒙访问日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
〔5〕〔6〕傅雷：《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8年第五版，第190～193页。
〔7〕〔8〕陈四益：《臆说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落叶满街无人扫
——2000年以来的散文阅读
？ 张宗刚
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领域不断求新求变，呈现出空前的无序与放浪。在一片喧嚣声中，我们发现，当代散文多的是杂耍的技术，少的是真诚的心灵，未曾真正获取宽阔恢宏的审美理想和凌空翱翔的精神气质，进而生成遒劲的思想冲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究其实，这十余年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不断解构着文学的原创性与个性化，兼以王朔的“痞子文学”、王蒙的“躲避崇高”及新儒学、后现代、新左派、自由主义诸般文化思潮对启蒙精神的分进合击，一个无深度的文学时代终于君临。欲望化叙事、身体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美男作家等怪现状层出不穷，它们对神圣与诗性的消解，导致新千年的文学光怪陆离，沉渣泛起。散文中闲适情调的盛行及其对人心的瓦解麻醉，正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投射。那些专意于家长里短的文本，体现出的恰是丧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后的甜软与媚俗。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散文在创作观念进化、技巧趋于精细的同时，也出现了精神的退步、良知的缺席、道义的匮乏，满足于以绵软的文字为时代按摩。重技巧轻思想、重手法轻精神、调情与撒娇、帮忙与帮闲等症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见严重，新千年以来尤为明显。当小资情调、白领趣味、市侩嘴脸、庸俗精神充斥于文本，为文造情也便替代了为情著文，种种的滥情、煽情、闲情、矫情纷至沓来。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当代散文出现了无视复杂的国情与现实、沉湎于用文字营造温柔富贵乡的情状，呈现出以“假大空”模式为主导的莺歌燕舞粉饰生活的散文创作。作为一种有声有色的软性文体，兴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女人散文迄今余风不息，再加上作为小女人散文变体的小男人散文的唱和不止，令读者在一地鸡毛中迷失。时下林林总总的报纸副刊大都辟有散文专版，但多是作为“眼睛的冰淇淋”、“心灵的沙发椅”来对待的，一意迎合大众，而懒于思考生活叩问灵魂。在有意无意的倡导下，休闲类小品文蓬勃兴盛，它们往往落脚于人的欲望宣泄和精神释放，试图融哲理、思辨、趣味于一体，但格调平庸，漠视现实，肆意张扬中产阶级趣味和享乐观念，更多的是出于市场需要的批量生产，而非真正用心灵开采生活。如是，当人们热烈地呼唤和赞美散文的解放时，潘多拉的盒子同时也开启了。表面热闹的散文在现实的多样性和灵魂的复杂性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