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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在中国史学取得胜利，这与它理论本身具有“历史”性的特质和处于危机之中的近代国人迫切需要构建新的“历史观”有直接关系。近代，在中西方的对撞中，结局都是中国“完败”，面对如此之果，中国人在反思自身之时不由得对过去历史产生了全面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也就容易使人处于没有过去也不知未来走向的迷惘之中。为此，构建一套新的历史叙事、历史观念，重塑国民对自身过去历史的认知、建立对未来走向的信心就成为近代中国人思想意识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这一欲求也可以说是中国欲把自己的历史纳入世界“普遍历史”的意愿。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把进化史观引入史学，高呼“史界革命”，要创“新史学”，以图解决这一问题。但进化论史观在关于人类发展的具体形态、演变动力、最终理想目标等等问题上过于空泛，因而没能完成这一使命。
谋求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指向，为此，它必须把人类的历史阐释清楚，并勾画出人类未来的美好图景，这就使这一理论带上了深刻的人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有一套完整的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以及如何走向美好未来的理论，如同基督教把上帝作为历史叙事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把唯物史观放在了历史叙事的核心。从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概念对过去人类历史进行分析，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更指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条规律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因而，它是科学的结论，如同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它当然也是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对中国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也是符合这一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黑暗走光明和解放的历史规律。显然，这样科学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中国人急切重构历史所需要的科学理论和历史观。
四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重构中国历史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作，或许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使人无法静下来完成这项工作，倒是1927年大革命政治上的失败促成了这项工作的完成，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界获取了胜利。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通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来显示它在中国已获取了胜利的。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学术界爆发了这次论战。其实这次论战既是一场学术论争，又是一场政治论战，正是由于1927年中国政治出现巨大变动，促使人去思考中国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而直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23〕。当时参加过大讨论的侯外庐后来在回忆录中就明晰地指出这一点：“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去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24〕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就坦言研究过去就是为了未来：“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事程，也正好决定我未来的去向。”〔25〕
参加论战的有三个不同的派别：代表国民党激进派的“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为代表基地）、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和代表托派的“动力派”（以《动力》杂志为基地）。参加论战发表文章的有数十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性质问题上的讨论主要是关于当时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在中国社会史问题上主要讨论的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断限和特征等问题。在此，特别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各派因政治背景、信仰和政治诉求的不同持对立观点，但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于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都把它作为自己分析、研究、论证问题的理论依据。这一事实也就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已成为各方认可的共同的基本理论知识，已成为当时思想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一个重要理论。当然也无疑显示出这一点：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也会有更多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信仰。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界如此被广泛接受，除了它理论本身所具的真理性、俄国社会主义的榜样作用等等因素外，美国学者德里克注意到，这与中国思想界发生社会学转向也有较大关联。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运动的开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这一转向对马克思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产生了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西方，马克思被公认为是与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并列的社会学三大创造人之一，要运用社会学理论就必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的要旨不仅是关注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造社会〔26〕。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大都是年轻一代，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观的洗礼使科学主义已占据了他们的头脑，这样，作为“社会科学”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因具有科学的“正当性”而顺理成章地被认可和接受了，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的预设知识和分析理论。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时，陈独秀就坚信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不过，最早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的是1928年至1930年郭沫若的研究成果，1930年他发表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唯物史观的第一部代表著作，并成为这个史观的经典“范式”，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确立的标志。
五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其理论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地位的确立，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另一个应该是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它一度解决了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意义危机〔27〕。
传统儒家思想是把人生的意义世界镶嵌在天、地间去建构的，“天人合一”是其理想境界，“内圣外王”为完美路径。在这个意义的背后支撑的是一套天地阴阳有序、四时五行相生的宇宙观。可到了近代，在西方物质势力及自然科学理念的冲击下，乾坤颠倒，天地有序的宇宙观完全被解纽了。这样，“天”也就不存在了。“天”已不存，那么，镶嵌在其中的人的意义世界又何以能存呢？意义危机就产生了。
不过，现在马克思理论似乎解决了这一危机，因为它重新塑造了一个“天”，这个“天”当然不再是人类头顶上的“星空”，而是历史——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科学的唯物史观认为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一个以奔向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历史规律。这个规律能被中国人所认可吗？当然能，因为它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发现，正如上文所述，科学成了一切正当性的终极依据。或许正因为它是科学的，因而它被认为是如此的“无情”——任何一个个体或群体都不可能抗拒它滚滚向前的“潮流”；同时，它又是如此的善——共产主义的事业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8〕——以致每个人都愿意投身其中。这样，一个新的“意义构架”诞生了，它当然不再是“宇宙观”而是“历史观”。在这一个直线性的以共产主义为终点的历史观下，中国人找到了新的意义即把人的意义放在了普遍的人类进步的历史中去建构：作为个体，只要追求与人类历史规律相统一、与历史潮流适应，就会获得意义。也就是说，人，只要遵循必然的客观历史规律（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献身于奔向共产主义的人类伟大事业中，就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个人也就能在人类整体的历史中实现永恒。
相对于传统儒家的意义系统把人镶嵌在一套宇宙观中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系统则是把人安置在唯物史观的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之中去求得。具体就张灏所说的近代中国意义危机的三个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学理都给予了“整体性的解决”：唯物论历史观取代传统宇宙观而成为精神取向的意义构架；阶级论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则更换了儒家“礼”规范伦理和“仁”的德性伦理而成为新的道德价值系统；源于西方又“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满足了近代中国文化取向上“向西方学习”、“反对西方”和“反对传统”的多维度的欲求。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解决了人的意义危机的同时，也为解决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危机提供了一种方向。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下，中国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一道走向共产主义，共享大同世界。这样，人类普遍历史的叙事中，民族危机不就解决了吗？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结束后不久，何干之先生在总结这次论战时就非常清晰地点明了这一点：通过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终使我们认识了我们东洋人的祖先，也走着西洋人的祖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