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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青楼选美有较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宋代就有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花榜，是花界的选美活动，是歌妓们的声色大比拼，通常由当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担任评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们的评花鉴色的眼力；而富商，则更多是因为他们是赞助商的缘故。明代中叶以后，品艳风气盛行，一时金陵、苏杭为其中翘楚。明嘉靖年间，金坛人、嘉靖进士曹大章创立“莲台仙会”与当时社会名流吴伯高、梁伯龙等品藻名妓，一时称为盛况。当时甚至有人评选出了“金陵十二钗”，只不过她们不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之流，而是分别姓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的十二个金陵青楼名妓。
此后，万历时期冰笔梅史以燕都妓乐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曹大章复作《秦淮士女表》，判别诸妓才情色艺，分别划分等级，有女状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学士、太史之称。清军入关以后，因整顿世风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浪荡文人，终日浪迹于青楼楚馆，对青楼女子多有阅历，于是选定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选举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另外列优胜者二十八人，一时盛况空前。可惜清初的社会风气没有明末那么开放，最终，沈休文被当地的地方长官李森先以有碍风化的罪名“毙于杖下”。如此一来，青楼选美便成为文人雅士们不务正业有碍风化的标志，花榜便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不过，随着享乐思想的流行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同、光年间，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为芍药，独擅风华，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真正将青楼选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宝嘉与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宝嘉仿效朝廷科举制度，开艳榜三科：一为花榜，以色取胜，类似于现代的世界小姐与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共评出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其余则为三甲。二为武榜，以歌擅场，类似于现代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出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三为叶榜，以丫环侍儿为对象，取红花还须绿叶衬之意，也评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其余皆属三甲。现在看来，李宝嘉这一举措意识超前，现代意义上的选美大赛和歌唱大赛，恐怕便要追溯到他这里。
如果说李宝嘉以超前意识取胜，那么奚燕子便以规模宏大取胜。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扩大影响力，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他们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最后选举出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因此时是民国时期，故而青楼选美也紧跟时髦，由原来的状元榜眼变成了总统、总理。本次选美惊动沪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
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
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而对知识阶层来说，不仅收获了许多的乐趣，填补了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在嘻笑怒骂中完成对当权者的攻击。如当时上海《中华新报》评论曰：“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亵，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简单归纳之，它其实反映了人们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是人们思想腐化堕落的标志，以青楼女子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简直是亵渎神圣，以下犯上。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正好表达对民国总统的不满，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青楼选美其实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反拨，代表了自由的呼声。事实上，两派观点正反映出当时中国由旧入新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楼选美，最初是文人雅士们的业余爱好，代表着风流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许多人沉醉于青楼选美的喧闹与梦境，然而事后看来，它终究是新生事物，颇领风气之先的。
“政由贿成”
——读《道咸宦海见闻录》
？ 李占伦
说起晚清吏治的腐败，人们自然要想到《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其中描写的各色官僚莫不是廉寡耻鲜、卑劣龌龊之徒，如做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媚洋的制台、让老婆为上司“按摩”的候补道、逼寡妇当制台姨太太的观察……读这些小说，确实有如看一幅幅奄奄待毙的封建帝国的社会图卷。但此类小说，终不免“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1〕。而《道咸宦海见闻录》却为我们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作者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生于嘉庆五年，死于光绪四年，道光五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先为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道光十六年五月被“特放”为山西朔平知府，而后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后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至同治四年六十六岁时被劾革职。他阅历深广，文墨酣畅，尽管处世圆滑，却尚存几分良知，故其对官场鬼域的观察临摹，深刻逼真。
且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