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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撵不得，哄不走，大有不吸尽民脂不罢休之势。
敲骨吸髓的盘剥，竟使亿万百姓穴居毳服，藜藿不给，稍遇灾荒，便折骨为炊，易子而食。道、咸以降，义民风起云涌，举国无处少安。
张氏在陕西粮道任内的经历，足以明了为官者巧取国库之能事。陕西粮道之所以成为吏宦垂慕的肥缺，“不过斗斛盈余耳”。其东西二仓所贮之粮，弊伪无数。因为是军粮，为防军将挑剔作梗，每年三节两寿，每次以府库款馈送将军“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包。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百米四石”。“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不仅如此，由于“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迎客，“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必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仪程在外”。陕西粮道每年总收入约六万两，仅官吏的吃喝饮宴便用去五万两，而连年蝗旱灾害却得不到及时赈恤。督粮道方用仪调任交卸时，为最后再捞一笔油水，竟为民间购麦壳四千石搀入东、西二仓中。
道光二十八年，张集馨署任四川藩司。山西巡抚王兆琛在四川藩任时与下属合谋，私取库存闲银万余两，此乃监守自盗，罪名重大。总督琦善饬司查办，遂得官吏互相染指实情，面对人物两证，王兆琛仍百般狡展，拖延不肯退赔，终无丝毫处分。
犍为县令朱在东不问政事，穷奢极侈。“民间词讼，一概高阁”，“每日至申酉之交始行下榻，彻夜不眠”，“署前贩卖熟食，及小经纪人，日落云集，通宵灯火不绝，邑人呼为鬼市”。在其任内，竟贪污“正杂款项九万余金”。经后任查出，朱在东因手里把握贿赂历任将军、院、司、道、府的印簿证据，全不在乎，连总督琦善也“以案情牵涉大员”而畏葸莫措，最终还是草草了之。
咸丰十年，张集馨署理福建布政使，发现闽省州县无不侵挪国帑入己，若按例参革，将至三、四十员，其网线错结，牢不可破，终于未能纠办，任其滋漫。可见泄沓欺蒙，上下一辙，纲纪断烂，早已病入膏肓，国家败亡，早已铸成定数。
以贿为政，贿赂公行，为吏做官全然成为金钱物欲下的交易，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官僚制度的职能，滋生了一大批噬血鬼、寄生虫。晚清仕籍，不外科甲、捐班。那些京闱要员，封疆大吏，多系皇帝亲戚内幸，其中相当一部分乃不学无术之徒，除了吃唱玩乐，几无他能。说到科甲，其时科举早入末路，弄虚作伪，弊端百出，即使有些人幸登科入仕，但若要得一个有实权、有实惠的官职也要以源源的纳贿为本钱。至于捐班，更是三教九流、市井无赖、纨袴浪子无不有之。国家政务，仰赖这样一群人，其政治局面便可想而知。
贪官污吏的孳乳繁衍，终使那些忧国忧民的人孤立无援，不是被参免谪贬，就是被迫挂印告归。当年曾有人问袁宗道，为何不官而归。袁氏说道：为官者对上司要做狗，对同僚要做鬼，对百姓要装神，上下不能做人，只好辞官。袁氏虽为明人，但他的话对晚清官场也是贴切的注解。
晚清吏治之所以造就“政由贿成”的局面，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国家无力支持官僚体系，一方面每次会试得进士者近三百人，逐年积累，备员蚁集，少有开缺；可另一方面，为增加国帑，又不得不行捐班。前者不解政务，后者品如宵小，这样的官吏队伍，能治理国政吗？无论中央、地方，国家直接任命的官员很少，而且官俸极低，根本维护不了为官者的用度。官吏收入主要来自种种约定俗成的“陋规”。由于国家直接任命的官员极其有限，中央和地方各政府部门充斥着大量幕吏，加之，朝委官员多为科举出身，基本不懂政治事务，各地政务实权多由幕僚、吏目专擅。他们没有俸禄，唯一的收入就是想出奇巧花样，勒索民财，种种手段相沿习久，遂成定则。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专制统治，至清代特别是雍正朝以降走向极端所至。除了皇上一人发号施令，牧役天下，所有中央、地方政府机构，甚或内阁、军机处都没有决策权力。民众是奴隶，官吏是奴才，压根儿不知道所谓“主人”是什么劳什子，所以当官的只要把皇上蒙哄好，只管钻营取巧，捞尽好处就是了，管它国家兴亡，于我何干！
“政由贿成”，既是昏昧、专制社会的产物，也是埋葬这种社会制度的墓穴。只要看一看晚清道、咸以来的吏治局面，便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新潮社1924年版，第336页。
〔2〕冯桂芬：《厚养廉议》，见《皇朝经世文编》。
〔3〕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9～200页。
官场“红楼”
？ 张宗子
胡林翼曾经感叹：“本朝官场中，全以《红楼梦》一书为秘本，故一入仕途，即钻营挤轧，无所不至。”清人好谈官场秘籍，盖风气使然。其实官场这一套用世之学，套句现成的话，也是古已有之，而且并不“于今为烈”。《庄谐选录》“官诀”条云：
今日做官，灵巧圆滑四字缺一不可。有机必觉之谓灵，随缘能转之谓圆，用术不穷之谓巧，遇难不滞之谓滑。苟精熟此四字，做官无不得意者。
这属于总则性质，同书另一条“官诀”讲得略为具体：
今日官事，应之之道有三：曰应酬，曰对付，曰敷衍。应酬者，宦途进步之所系，得失存亡之所关，不得不以全力赴之也；对付者，己心所不欲而意有所惮，其事不能利我而足以害我，不能不因缘而与之上下也；敷衍者，神思之所不注，利害亦不甚关，然有是事有是名，则不得不聊且敷衍取塞责而已。
应酬敷衍，属于常识范围，入门必需，“对付”一条说得最恳切，因为见识浅陋的俗手，利我二字念念不忘，“足以害我”则始料不及，败事常常拜在这种不经意的地方。
局外人说官场，外行虽然可以看个热闹，内行绝对嗤之以鼻，这就像笑话里乡下人形容皇帝老爷的富贵生活，无非坐在床上，一手大饼，一手油条，镇日消受，别无余暇思及其他。
西周生所作《醒世姻缘传》，起首便讲了穷秀才晁思孝的发迹史，无非意外选了个富庶地方的知县（也是靠老师的关系），狠狠刮了几年地皮，腰包填满，有了进阶的资本，大手笔再投资，托人走当权太监王振的门路，谋得通州知州，地皮扩大几倍，更是刮得手忙脚乱，津涎垂流。后来虽被弹劾丢官，家产分文没少，回到乡下，俨然缙绅世家了。
晁思孝的故事毫无新奇之处，因为太普遍，易时易地都能成立。不过西周生大笔如椽，寻常细节，一经点缀，顿成妙文。
老晁任华亭知县，“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几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一般”。对待三种人，三种态度，因为取舍不同。官必结交富人，当今号称民主的美国亦不能免俗，政客的酒席上，富豪永远是座上客。精神用在上司身上，所以“跟脚牢固，下面也都怨他不动”，钱夺之于下而用于上，故曰“政以贿成”。
西周生是明末人，“政以贿成”这句话，到晚清，便发展成“有政则有贿，无贿不成政。有政皆贿，以贿为政”。
为官既富且贵，富贵的滋味，仅从民众的捧场上就能窥测一二。“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于晁大舍，充做管家”。晁大舍带妾出猎，“家丁庄客，那管老的、少的、长的、矮的、肥胖的、瘦怯的，尽出来胁肩谄笑，争前簇拥大官人；仆妇养娘，无论黑的、白的、俊的、丑的、小脚的、歪辣的，都插入争妍取怜，向上奉迎小阿妈”。
晁思孝打通王振的关节，送了礼，还要认干爹。倒是久经沧海的老太监处理这类事驾轻就熟：要升官，“这件小事，其实你们合部里说说罢了，也向我要帖儿！——也罢，拿我个知生单帖儿，凭你们怎么去说吧”。做干儿子，“那认儿子的话不要理他。我要这混帐儿子做什么？老婆当军，没的充数哩！”
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有一条，议论官员之红顶，虽都是红，名称却有分别：“由私函请托而得者名笺红，贿保及捐得者名银红，诬盗杀民者名血红，办交涉者名洋红，襄办大婚典礼者名喜红，循资格而得者名老红。”作者戏问：“近有充大帅娈童及妻拜亲贵为干女，妾于亲贵荐枕席而得者，当名何红？”客人对曰：“此可名之为肉红。”
似晁某这样，既是银红，又占了一项笺红。而说到“肉红”，想起多年前听到的真实故事。某机关科室主任退休，副主任两人，力争扶正，其一有文凭，条件较硬。另一人没有优势，仗着老婆年轻，苦劝其自荐枕席于局长，果然打败了那位大专生。我后来见过那位大义和亲的太太，言笑之间，江湖风致宛然，原本觉得做丈夫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