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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白洋藏起，在政治上常常用一种奸滑的手段来篡夺我们的政权。”
于是，“化形”地主名词创造出来了。一场“湫化形地主”的运动也一轰而起。许多工商业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原
为地主，减租减息和“五四指示”后，其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他们受党的政策的鼓励和保护转而经营工商业）被
当作“化形地主”揪出来了，财产没收，店铺倒闭，致使市场萧条，街景冷落。据晋绥边区一、二、三、五、六分区十
个城镇统计，原有商号2603家，因土改征营业税，揪化形地主、惩治经济反革命“而停业者756 家，占总产数的29％。”
更有甚者，“朔县农民进城大闹三天，全市被没收的500 多家史，有240 家是正当的工商业。”
与此同时，康生又组织发动了更为浩大的“挖底财”运动，他说：“底财问题，从陇东到兴县、临县，没感到是问
题，一到郝家坡我才发现是个大问题。”“表面看地主没地主了，实际上他是把地埋到地底下了，所以底财问题我们一
定要挖。但地主总是舍命不舍财物，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但死也不怕。昨天张永龙问，底财要不出可不可打？我说不
打要出来更好，但今天还没有那样一个好要的办法。”“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土地拿出来，农
民是非要底财不可的。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只要掌握不是冻死或是
饿死地主，农民要甚就给甚。”“坚决地要，只要不逼死他就行，但地主要自杀我们是怕的。”
在这种号召“鼓舞”下，许多农民拿着铁锹、镢头，大挖底财，挖不出便追，追不出便打。
在三月下旬的10天时间内，郝家坡就有1 个地主外逃，一位开明士绅投井自杀，还有六户地主被扫地出门。
四月下旬，郝家坡进入土地分配阶段。一开始，有两种不同的分配意见，一种主张按人口分，一种主张按劳动力分。
按说，对这个问题，中央已有明确指示。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就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一文中指出：
“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
在”，“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补齐，”填平补刘正是老区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合理调剂土地的
一种方式。强调按人口彻底平均分配，势必抽动中农土地过多，侵犯了中农利益，发生绝对平均的现象。
然而，康生在郝家坡却另搞一套。四月十二日晚，康生在听取汇报中指出：“按人口与贫苦程度分及按劳动力与生
产情况分这两个不同意见，是分配土地中贫农、中农斗争的集中表现，前者代表无地少地产，后者代表中农，而我们在
分配中一定要从无地少地农民出发。”“其它果实也按贫苦程度分”，“最中心的是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
那么，怎么才算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呢？康生认为：“所为满足无地少地者土地问题，满足到什么程度，我
的意见是按全村人口除去全村土地的平均数，把无地少地的土地达到这个数目就不差去了。”只要是从天地少地农民出
发，“有的村庄解决不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动了地富的也不够），而动了中农的地不叫左。有的村庄动了地主能解
决问题，不动富农不叫右。两头扯平的口号不合适，扯不平。”结果，郝家坡土改，不仅过左地打击了地主、富农，也
分掉了不少中农的土地，侵犯了中农利益。
据临县档案馆一九四八年统计资料，临县土改中共收回土地190415亩，其中中农84939 亩，占收回土地总数44。6％ ，
共动地主1352户，富户1446户，中农6203户。郝家坡所在白文五区共收回土地37172 亩，其中中农14343 亩，占收回土
地总数的39％ ，共动地主238 亩，富农206 户，中农1308户。
郝家坡在土改分配斗争果实同时，开展整理党政民运动。四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工作团全体会议上阐述了整理党政
民的意义。他说：“从土地改革上看，我们的党还不是土地改革的党，”“政权我的影响不深，也没有研究，但我们可
以肯定地说，政权也不是土地改革的政权。”“至于说农会，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从郝家坡来看，农会干事绝
不干农民的事，更不干贫苦农民的事。”“不能下决心彻底改造常政农，那么土地改革不会彻底。”
第七章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2
以此开始，康生的“左”倾做法对准了党政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他说：“凡压迫过群众的干部，群众要求斗争就
斗争，要求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彻底地走群众路线。”“对张炳英（张家湾行政村支书）群众也可能打他两个耳光，
我们虽不发动，但群众真的要打他，我们也不能制止。”“我们与群众在处理方法上不同，群众要把手全伸开，而我们
是要他展开3 个指头。我们要相信群众，让群众自己去处理。”“交给群众审查所有干部，不是说把所有干部都让群众
去打，不是不打彻底，打了才彻底。当然罪大恶极群众要打，你也不能因他是党员而阻拦。”总之，“一切事情经过群
众，一切问题让群众解决，一切工作都通过群众。”
康生以为旧干部都是土改中的“绊脚石”，需要“踢开”。于是，运动被少数坏人钻了空子。不少干部过去在要公
粮、要军鞋派抗勤等问题上工作方法简单，得罪了一些人，于是这些人便挟私报复，乘机殴打干部。许多战争年代出生
入死为党工作的基层干部，就在“惩办主义”的打人之风中含冤死去。
当时，工作团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对这种惩罚干部打死人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抗议，临县县委书记樊不屈就多次提出异
议，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最起码惩办人要经过法律手续。康生却说：“什么是法律，群众大会就是法庭，主席团就
是法官。”康生不但严厉批评樊不屈的“右”倾错误，而且还建议樊不屈脱离土改到党校学习。许多同志慑于康生的专
断，只敢怒而不敢言。
郝家坡于四月二十五日成立了贫雇农小组，五月一日提出新农会人选，五月三日、四日召开大会，解决农会干部高
富全的问题，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并痛打一顿。与此同时，八家崔，郝家圪塄以及张家、南庄等许多地方村干部被打，
村党支部被开。对于这种违犯党的原则的做法，康生一股劲地支持，他认为，“农会应有一个权利，任何干部有赞美，
有权叫来教育他。贫农小组领导农会，农会监督干部。”“将来政府要定条法令：第一，任何干部都要受老百姓管理，
不让管理就算犯法；第二，一切事情都要经过群众，不经过群众就算犯法。”
毛泽东早就指出：打人、肉刑是封建的东西，必须废止。康生却认为，“只教动口，不教动手，只能打不能拖，允
许捆，不能捆得紧等问题，”是“敢不敢把干部交给群众，信任不信任群众会管理干部，是否让群众自己处理自己事情
的问题。”
在康生的支持下，工作团抛开党支部，完全依靠贫雇农小组，贫雇农说啥就是啥，造成贫雇农小组与党支部的对立，
新干部与原干部的对立，也混淆了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界限。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到十四日，晋绥分局在临县郝家坡召开土地改革经验交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康生、陈伯
达、李井泉、张稼夫、赵林、廖鲁言、张子意、杜心源、张邦英、宋英、吕韶、刘长亮、楼北蓬、魏怀礼、杨乃选等人。
在这次会议上，康生全面介绍了郝家坡土改经验。当康生讲到挖底财时，陈伯达急忙说：“哎呀，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忘了挖底财啦，不行，我要补课。”
郝家坡搞土改试验三个月零五天。六月八日，康生离开临县郝家坡，经兴县等地赴河北平山县参加全国土改会议。
康生虽然离开了郝家坡，但他创造的“郝家坡经验”在一段时间内犹如他在郝家坡时那样在晋绥流而广泛。
七个月之后，即一九四八年元月，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
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右倾’。”“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
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必须
将新富农和旧富家加以区别”，“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公开其土地。”“不
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
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应把“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
以保存和改造”等等。
一九四八年二月，叶剑英在三交会议上讲到晋绥土改问题时指出“产生‘右’倾错误的原因，是我们划分阶级的花
样太多了。本来划分阶级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按剥削，但有的看政治标准，有的划分三代，有的把主要劳动说成附带
劳动，还有划成份时只通过占少数人的贫雇农团。这种做法模糊了我们自己的队伍，削弱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他还指
出：“应承认老区经过负担减租，土地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而临县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康生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工作期间召开的晋绥分局
地委书记会议，除成功的一面外，其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