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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大叛徒。”专案人员一看这老人不买账，神色严厉起来：“安子文，现在是什么形势，你也清楚。组织上能放你出
去，也能把你关起来。你难道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亲人团聚吗？”安子文对这种卑劣的恫吓感到可笑，他冷冷地说：
“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更想出去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的事，立不了这一功。”两人一看这老头软硬
不吃，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复命了。
先后在张闻天、安子文那里碰了钉子，康生恼羞成怒，发誓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从此，他对那些老家伙不再抱
什么希望，一心加紧进行硬的一手：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制造伪证，同时对刘少奇本人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施加摧
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康生伙同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策划了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臻夫妇的会。这是
继七月十八日第一次批斗刘少奇之后的又一次更为野蛮的批斗。康生指派他的老婆曹轶欧以“中央文革特派员”的身份
亲临现场坐镇指挥，并指手划脚地安排了录音、照像、拍电影。这次批斗，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任意拳打
脚踢，扭手按头，坐“喷气式”，最后被打得鼻青脸肿，腰、脚多处受伤。随后，又被非法拘禁，任意虐待。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的直接操纵下，所谓的“刘少奇专案组”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清查刘少奇的所谓政治
历史问题。仅东北三省，就动用数百人，查阅了二百四十一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同时，又对一大批所谓的知情人进行
长期关押和严刑逼供，许多人在审讯中被逼死逼疯，这一切当然少不了康生的“功劳”。这从专案组的工作记录中可得
到部分的反映。例如：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康生对专案组审讯孟用潜工作批示说：“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七月，康生对专案组组长肖孟指示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整徐冰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要专案
组全体出动参加小型批斗会。”一次，康生看到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虚心地写着“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
报局的一个特务。”他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大笔一挥，将“基本上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资料证明”。在不青、康
生一伙的策划下，一份份伪证明在刑讯逼供下炮制了出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康生亲笔写信给江青、诬陷刘少奇
“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也是大卖国贼、大汉奸”，并无中生有地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就这样持
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星移斗移，岁月蹉跎，又一个秋天来到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下旬，召开了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
是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康生知道，这个“审查报告”是他和江青等人经过两年多的惨淡经营，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搞出来的，虽说现在同刘少奇的对阵已经稳操胜券，但康生心里明白，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
中破绽的，假如出现硬是不信邪的人在会上公然表示不服，那还是很麻烦的，因而万万疏忽大意不得。康生决定采取两
方面的防范措施：一是进一步诬陷刘少奇，批判一批老干部，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
面露不服就施加压力。为此，在全会召开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自给江青写了一封绝官信：“江表同志，送上你要
的名单……”这份名单实际上是一件骇人听闻的黑材料。康生在这份名单中，把百分之七十一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
央委员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就这样，根据康生开的名单，一批老同志被
斥在会议出席者之外，如谭震林等；还有一批第同志虽然参加了会，但只有挨批检讨的份儿，根本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会议刚开始，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就策划把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
聂荣臻等和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等分编在各组，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使会议一开幕就处于极度紧张的气氛
中。接着，会上开始讨论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康生也随即忙碌起来，他睁着一双鹰犬般的眼睛，从这个组窜到
那个组，寻找着有不满情绪的人。一天，他终地发现了一个目标，就是八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陈少敏。康生注意
了几天，见这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太总是沉默不语，面带忧愤，他决定拿她开刀。这一天，康生特意跑到陈少敏所在的小
组参加讨论。小组会开到半中间，康生见陈少敏依然默不做声，不禁心头火起，决心煞一煞这个老太太的威风。他呷了
一口茶，放下杯子，突然厉声喝问：“陈少敏同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什么态度？”陈少敏从心里对这个奸臣厌恶
至极，不屑于同他纠缠，冷冷地说：“我身体不舒服。”康生气势汹汹地嚷道：“不舒服，你就请假出去！”陈少敏轻
蔑地瞥了他一眼，根本不予理睬。康生恼羞成怒地吼道：“陈少敏，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你要表态！”陈
少敏凛然答道：“我不知道。”康生气得脸色铁青，抬高了嗓门责问：“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你知道不知道？
你难道也不知道吗？”陈少敏昂起头，威严地回敬了一句：“刘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他故意把“少奇同志”
四个字说得又亲切又响亮，十分明显地表示她不同意打倒刘少奇。康生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婆竟不怕高压，自己反倒碰了
一鼻子灰，他气急败坏地站起身，瞪着眼威胁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
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下，在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八届十二中
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本人，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南开封被折磨致死。刘少奇冤案的形成，固然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样，有着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显然是主要因素之一。无数事实证明，康生在这一事件中
负有重大罪责，充当了十分卑鄙的角色，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第十六章伪君子与迫害班
“军师”的设计被付诸实施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刚过，林彪、江青一伙就策划一系列反革命行动。在上海“一日风
暴”的带头下，一时间整个中国武斗不断，打砸抢成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里面当然少不了康生的“功劳”。请看
：一月四日，康生同陈伯达、江青、王力等一起，利用接见“赴广州去揪几任重革命造反团”之机，向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发动突然袭击，在既没有中央文件也未经中央讨论的情况下，一举将陶铸打倒。康生在接见中
竭力鼓励“造反派”整陶铸的黑材料，说：“你们把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
一月六日，康生向中央党校几百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定名为“顽固的保皇团体”、“反对组织”，指使“造反
派”将其砸烂。接着，康生又亲自批准逮捕关押“红战团”的6 名青年成员，并以对康生的态度为标准，使这个组织的
成员受到残酷批斗，惨遭迫害。
一月十九日，康生前妻生的、在青岛工作的儿子张子石，受王效禹之托，来北京找康生摸底。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向
张子石面授机宜。要他回去转告王效禹立即夺权，不但夺青岛市的权，还要夺山东省的权。根据康生的指示，野心家王
效禹于1 月22日、27日先后篡夺于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
康生就这样在紧张忙碌的活动中度过了一九六七年的年初。天下大乱的局面，的气氛，对他来说简直如鱼得水。他
的神经兴奋得连春节也不打算安静地过——他又在窥测才向捕捉新的目标了。
一九六七年春节，北京的天气特别阴冷。凛冽的寒风日夜呼号，往年常有鞭炮声和歌声已经销声匿迹，人们怀着惶
惑和不安的心情，度过了一个没有新年气氛的新年。
春节过后不久，康生接到通知，要他于2 月14日下午去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懒洋洋地坐在
沙发里闭目养神的康生，一听要开碰头会，顿时警觉起来，忙问秘书：“又要开会，都有哪些人参加？”秘书报告说：
“有中央文革的成员，还有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
“哼！这帮老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康生听罢不禁嘟哝了一句。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康生就感到这
几个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碍手碍脚，使得他的几个“文革小组”要员不敢放手大干，心里十分恼火。但由于这些老同志
德高望重，一时还找不到什么借口把他们搬掉。康生曾经为此费了不少心机。但终究不得要领，没有想出什么高招。
二月十四日下午，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准时开始。参加会议的人也许已经预感到会上将要爆发一场斗争，或者是
不愿意跟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因而会场的座位阵线分明，呈现出两军对垒的场面。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坐在会议桌的头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7 位
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还有余秋里、谷牧、坐在桌子的这一边。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王力等“中央
文革”成员，则凑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大家都扳着脸，人人神情严肃。康生是“文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