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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念：计划制定者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是，对生产资料进行投资，还是对消费品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对那些诸如机械和电力之类能用来制造出其他产品的项目进行投资，还是对那些诸如服装和食品之类能用于消费的项目进行投资？如果要揭示出这个抉择的深刻意义的话，下列两个假设都是不可或缺的：
1。资本—产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投资量每年都造成产量同样的增长。
2。对外贸易与经济规模和总投资的规模关系甚小：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大，计划制定者就会对消费工业进行投资，然后再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生产资料。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小，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在国内制造，否则这个国家将短缺造新厂和新设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经济增长将停顿下来。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越 ① 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第 110—119 页。大，经济增长就越快。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要是提高了，消费便会在短期内遭受损失；但长远来看，消费也将增长得更快，并且最终会超过首先向消费投入更多资本所能达到的水平。计划制定者不会把最多的投资投向生产资料的唯一的理由是，短期内消费太低将导致人民挨饿（甚至造反）。
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而言，这个模式中的关键假设是否正确呢？
例如，低下的对外贸易比率或封闭的经济的假设，还是十分接近实际情况的。
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的数据见表12。70年代后期以前，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通常在5％和7％之间上下波动。如果进口的都是需要投资的产品，那么，鉴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投资达到国民收入的30％，中国①将近20％的投资产品仍需向外国购买。而全部需要投资的产品的4/5仅须中国自产。其实，进口的1/3以上的东西，既是消费品，也是介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之间的中性产品，仅有相当于国民收入3％的需要投资产品要进口。②对外贸易所占比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幅员辽阔，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审慎的政策选择造成的。出于人们一知半解的原因，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贸易量要比小国低一些（占国民生产量比例而言）。例如，60年代中期，印度的进口总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量的6％，日本是9％。与之相反，较小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率则分别为41％和20％。③但是，如果人们对1977和1979年政策的变化及其后果进行讨论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愿意的话，中国的贸易率将会更多。
然而，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却同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制定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的政策，这一政策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50年代就已开始实行。如表12中的数据所示，外贸比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起伏不定，找不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趋向。由于严重的混乱造成的直接恶果以及1959—1961年的收成不佳，60年代初和1967—1970年这两个时期的进口率处于最低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反对盲目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的言论，在当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60年代后期，钢、铜、化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进口达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和其他消费品进口下降，但这主要是国内收成较好使然。
机械和设备的进口在1968和表12 外 贸 比率 ① 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那么，投资的 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② 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产品，如纺织 纤维、橡胶等。 ③ 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192— 195 页。项 目 （1） （2） （3）外贸比率国民收入 出口 进口年份 （10亿人民币） （2）÷（1）（3）÷（1）1952 58。9 2。71 3。75 0。046 0。0641957 90。8 5。45 5。00 0。060 0。0551962 92。4 4。71 3。38 0。051 0。0571965 138。7 6。31 5。53 0。045 0。0401970 192。6 5。68 5。61 0。029 0。0291975 250。3 14。30 14。74 0。057 0。0591978 301。0 16。77 18。74 0。056 0。0621980 366。7 27。24 29。14 0。074 0。0791982 426。1 41。43 35。77 0。097 0。0841986 779。0 108。20 149。86 0。139 0。192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第20、357页；《中国统计年鉴》
（1986），第40、 481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1），第4、89页。
1969年中骤然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左”派敌视国外技术的缘故，而1967①和1968年工业遭到的全面破坏可能也是一个因素。总的来说，1966—1970年总进口额的票面价值，与1953—1957年大体相当；从票面价值来看，1971—1975年的进口额几乎超过1953—1957年水平一倍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1966—1970年的外贸率就大大低于1953—1957年的水平了，而直到1975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简言之，即使在外贸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保持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制定的封闭的经济战略，而没有偏离丝毫。
表13 部门基本建设投资 （以％计） ① 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 年34870 万美元，跌至1968 和1969 年的13600 万美元和13180 万美元，此后，在1970 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 万美元 〔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 手册》 （1972 年12 月），第25 页〕。年 份 1963 1958 1963 1966 1971 1976项 目 －1957－1962－1965－1970－1975－1980重工业 38。7 54。9 48。0 54。5 52。1 48。0建筑业 3。9 1。4 2。2 1。9 1。7 1。9地质勘探 2。6 1。2 0。4 0。5 0。7 1。3运输业 16。4 13。8 13。3 16。4 18。9 13。5小 计 61。6 71。3 63。9 73。3 73。4 64。7轻工业 6。8 6。5 4。1 4。7 6。1 6。9农 业 7。6 11。4 18。4 11。4 10。3 11。0商 业 3。9 2。0 2。6 2。3 3。0 3。9教育、卫生等 8。1 3。9 6。0 3。0 3。3 5。7市政公共事业 2。6 2。3 3。0 1。9 2。0 4。2其 他 9。4 2。6 2。0 3。4 1。9 3。7小 计 38。4 28。7 36。1 26。7 26。6 35。4总 计 100。0100。0100。0100。0100。0100。0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300—301页。
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中国与早先的苏联一样；遵循着费尔德曼—马哈 拉诺比斯模式中阐述的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则。最大的投资被引到生产资料部 门，而没引向能生产出更多消费品的工厂。在表13中，项目的分类不甚精确， 但基本信息还是清楚的。全部投资的3/4用来制造机器，目的是要制造更多 的机器，或用来进行该部门的基础建设。1963—1965年的生产资料投资额下 降，但这更多地是由于1959—1961年的危机后恢复工作的需要造成的，而不 是因为长期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在现有的工厂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人民仅 能勉强满足他们最低生存需求的情况下，把大宗资金投入新型的重工业工厂 是没什么意义的。恢复时期结束后，投向生产资料的资金就一下子回到了大 跃进时期的水平。
根据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条战略 （它就是根据费—马模式 制订的）不仅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资料工业方面，而且在消费品和人民生活水 准方面，都造成一个高速发展。实际上，这个模式提出的唯一正确的预测是， 投资率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提高，投资率便会 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有关消费情况的数据将在以后提到，而当 务之急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所期望的、上述模式所预测 的那些结果。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模式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模式发生作用的那些假 设在中国是没有根据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 —一定的投资水平每年将造成相同的生产水平。而事实上，60年代后期和70 年代初期，中国的资本—产量比率开始逐渐上升，而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 产量增长却越来越小。
提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但表14和表15中却列举了 一些相关的数据。表14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产出比率，但 在这些工业中，这些比率所发生作用的情况应与实际资本—产出的比率大体相当。表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 相关的投资的60％。
表14 重点工业的投资—产量比率产业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