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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 日），第12—14 页。在凯思林·哈特福德的“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 会主义农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中，对这些制度也有大段论述，见 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 廷·汪编： 《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2 页。 ④ 关于向家庭农业转变的过程，许多作者曾做过描述和分析。这个过程中较早的部分能够描述，这部分地 是以第一手的村庄研究材料为基础的，见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巨变》。又见戴维·兹 维格：“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反对：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亚洲概览》第23 卷第7 期 （1983 年7 月）， 弗雷德里克·W。克鲁克：“公社体制的改革与乡—集体—家庭体制的兴起”，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
《面向2000 年的中国经济》第1 卷，第 354—375 页。 ① 然而，与实际缺货市价的背离，依然确实存在。例见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农业价格”。完全放开粮食价格并非是一个容易为人采纳的解决方案。城市粮食价格会立即迅速上涨，造成影响深远的政治稳定方面的后果。这短期的危险缓解了，部分原因是由于1982—1984年粮食获得大丰收。关于这次大丰收，我们在后文还将提到。由于大量的剩余粮食冲击市场，粮价上涨本应缓和下来。
然而，城市市场粮价在1985年仍比国家牌价高88％，因此，国家取消粮价将使价格大增，尽管不会大到88％的地步。①即使眼下的政治问题能得到处理，从党内保守派的观点来看，还存在另外一个更基本的长期问题，这个问题与依靠市场提供基本食物相关。在保守派看来，危险是如果市场不能促进粮食产量达到足够的程度，那将怎么办？
严重的供应短缺，会造成价格迅速上涨或发生更坏的事情，甚至会造成营养不良，就像1960年和1961年中在国内部分地区发生的事情一样。1960—1961年的那次危机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党内分裂的主要因素，这次分裂就其高潮而言超过了文化大革命。1985年，经过连续三次创纪录的丰收之后，这个危险似乎不很大；但到1987年年底，粮食收成连续三年没有超过1984年的最高水平，因此，保守派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实际情况是，在8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供给充足；而在1985—1986年，尽管人均消费有所增长，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事实上的纯出口国 （见表27）。
而且，中国从出口中一年挣得300亿美元（原文如此，似有误，应为30亿美元——译者）。而相比之下，在1960—1961年所得还不到20亿美元。1987年，中国可能以大约10亿美元的价格进口了1000万吨粮食。如果中国在1987年严重歉收，因而，比如说，要以当时的世界粮价进口5000万吨粮食，费用将低于60亿美元，或者说，还不到中国外汇收入的20％。即使世界粮价迅速上涨 （这在中国如此大量购粮的情况下是可能的），中国也有外汇度过这次亏损，消费不会下降。无论如何，政府对农民可种什么的直接干涉 （这是保守派对危险的回答），是制定一个有效的粮食保障政策的脆弱的基础。政府规定的粮食上缴额并未考虑天气恶劣的因素。过去，这些定额限制了农民能力的发挥，不能把粮食作物转换成经济作物，但代价却是农业总产量低了。
如果取消控制，农业总产量几乎肯定要比这高。
粮食进出口表27 （以年均百万公吨计） ① 如果双重市场（其中一个受控制）被一个单一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取代，则辅助性市场的价格往往就反映 不出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统一市场上的价格将高出过去政府控制的价格水平。但是，较高的价格将造成 粮食消费缩减，因此，供求通常能在低于辅助性市场的价格上达到均衡。然而，要确定所达到的具体价格， 关系到种种假设。由于这些假设过于复杂，在这个注脚中我们不能涉及。年 份 进 口 出 口 纯进 口a1950—1960 0。082 2。273 …2。1911961—1965 5。932 1。623 4。3091966—1976 5。015 2。772 2。2431977—1978 8。089 1。767 6。3221979—1981 13。203 1。419 11。7841982—1984 13。321 2。135 11。1861985—1986 6。867 9。372 …2。505a。负号表明纯进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372、388、394、398页；《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397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1987），第90—91页。
中国农业的现实问题并不是面临因天气恶劣或粮价突然下降致使粮食作物大规模地改为经济作物而造成的那种周期性衰退的危险。如果中国也像日本、台湾、韩国一样，给耕地以补助，那么它的农业和粮食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满足国民迅速增长的食物需求。中国的东亚邻国日益依靠食物进口来解决土地问题。例如，韩国在1979年全国每人年均进口粮食145公斤。而对中国来说，如果人均进口也这么高的话，就要从国外购入14500万吨粮食。
而在80年代，进口这样多的粮食将大大超过中国外汇支付的能力。
1980年作物产量下降，而紧接着在80年代初期就取得了几次大丰收，这使得这个长期的问题变得令人捉摸不定。这几次大丰收的原因各不相同。
天气不坏有一定的作用。放手让农民自己决定在土地上种植什么，使得投入物资重新分配给经济作物，这提高了整个农业生产率。但是，粮食产量在1982—1984年中也向前飞跃，这表明只要放松对农民的控制，就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影响还不只局限于从粮食向经济作物的转变。在80年代，诸如化肥、农业机械和电力之类的关键性投入物资，也在持续增长着。本章没有余地测算每一部分对产量增长的具体贡献。一个部分的成效肯定会增强其他部分的影响。然而，如果不搞责任制，不搞家庭承包的话，毋庸置疑，农业生产的增长肯定要大大低于1980年初的水平。
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包括农村工业）年均高于9％；农业增长的这种迅猛势头，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经验看来只是由于拆除了农业有效生产的障碍后而出现的一次性增长。一旦达到更高的效率水平，中国农业增长率在1985—1987年便降回较为固定的水平。此外，更加恶劣的天气有时也是一个因素。农业产量每年增长5％，按世界标准来看是高的，而不管怎样，增长越多，便越不同凡响。在东亚，由于耕地增产潜力有限和迅速的工业化，更低的增长率才是符合标准的。例如，在日本，80年代初期的农业①产量与60年代中期基本相同，而人均粮食产量却仅达60年代中期的一半。
更为贴切的对比是，在韩国，农业在1965至1984年间年均增长4。3％，而 ① 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统计年鉴》（1984），第277 页。①粮食却仅以一年1。2％的百分比增长着。对于台湾来说，在同一时期的增长②率可比数字是2。4％和—0。3％。因此，对中国来说，农业生产一年4％的增长率和粮食生产一年2—3％的增长率，可能也算是个成就了。
中国长时期的问题是，对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需求的增长高于3—4％。例如，在1980—1984年间，中国对粮食的需求肯定是以一年5％以上的③比率增长的，而产量增长却达一年6％以上，这就造成了可能使中国在1985—1986年成为有盈余的纯出口国。如果粮食产量是在一个持久不变的基础上一年增长3％，那么对工业化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需求，以现价计，如果不更高的话，至少也在一年中将增长4％，而中国也将重新变回与其东亚邻国一样的主要粮食进口国。
因此，责任制和由此产生的农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使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暂缓这个长期存在的全国性的农业问题。工业化得以向前波动；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食物需求未超出国内供应的情况下也能翻上一番。然而，到1987年，中国或许已经返回到一个更加正常的方向上，这个方向符合人均耕地0。1公项的国情。因而，中国农业的未来选择，可能与70年代后期所面临的选择更为类似。实际人均收入增长加快，可能使中国在农业中投入足够的资金，确保这个部门的增长率足以保持在农业进口更迅猛的增长不超过中国挣取外汇支付进口的能力的水平上。由于农业投资有这种预期的后果，因此，与80年初期发生的情况一样，给农民以物质刺激，使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投资和其他投入物资，达到最大效果，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做法。
如果走回头路，仍控制农业产量，那也能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对粮食的过度需求，主要是因为减少了物质刺激，收入的增长明显减慢，所以需求也就下降了。以鼓励出口战略转为向内，也会达到同样结果。由于不仅粮食进口而且所有产品进口的增长减慢，全部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减缓下来，这样，对粮食的需求便能缩减了。另外，国家可以重新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即使在收入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也能减小粮食需求。给出了这么多选择方案，然而毫不令人惊奇的是，至少有些改革者主张更加市场化的改革，鼓励农民生产，大力促进出口，以满足粮食进口预期增长的外汇需要。①收入分配无论1966—1976年间组织农业生产的方式有多少优点和弊端，人们还是普遍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