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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北京，工作组试图遏制和阻止运动的发展，这种行为最终使他们成为像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类造反派学生的斗争对象，这时有①800多学生因参加这种活动而被定为“反革命”。他们自己也受到了管制和严格的监督，并在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
这一时期，一些无党派学术权威也受到批判并“靠边站”。这些人是不费劲就能找到的靶子。在运动初期，那些被列为靶子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不好，就是因为他们在1949年以前与国民党有牵连，或者由于他们的右倾思想和死不悔改的行为。这种人常被称为“黑五类”，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黑五类时多时少，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在的社会团体。在后两年中，这些靶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在中国某些地方，他们是首批“斗争对象”。后来的运动仅仅反对行政领导和党的领导，而以前人们只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唯一的斗争对象。
为了控制这场运动，工作组在每所学校都发动一些学生起来领导运动。
他们虽然不能说全部是，但基本上都有很好的阶级出身，也就是工人、农民、干部（特别是那些1949年以前入党的）、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这些人被称为：“红五类”。这些学生和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学生，成了各个学校建立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领袖。
7月底，毛以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离。随后，他又把6月10日至7月31日工作组时期的50天称为“白色恐怖”时期。但工作组撤离时，留下出身好的学生作为运动的领袖。他们把后来这段时间自称为“红色恐怖”时期。在北京是人所共知的“红八月”。
工作组撤出后，各种学生组织开始形成。学生在来自中央的各不相同的消息的推动下自然地作出了反应，他们沿着相应的路线发生了分裂。“保皇派”或保守派，并没有采取像工作组那样的行动去支持某位学校领导，据推断，他们也没有去支持刘少奇和党的组织。学校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代表了这些学生来领导。造反的学生 （造反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这种分歧发展成为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
尽管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往往随运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有分裂，有联合，但各地都形成了一种有普遍性特点的参加组织的模式。地方和军队干部及他们的子女往往站在保守派一边，他们不愿攻击党组织，而是较积极地反对其他斗争对象。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人，如他们自己所说，既不红也不白，站在造反派一边。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如参加的话，也倾向于这一边。这些人更激烈地攻击党的权力机构，而对那些与他们有诸多关联的对象却不太攻击。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分成两派，两边都有参加者。
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他们并不是运动对象，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派系。他们也 ① 威廉·欣顿： 《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 页。按类似路线分派，并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有时候，比如在北大，学生和教师开始都参加同一组织。最典型的是绝大多数中学或大学学生有时加入这一派或另一派，既出于积极性，也出于同情心。比如，北大教授周培源，从1972年起与周恩来一起致力于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并因此而闻名，在 1967—1968年间曾积极支持北大的“造反”派。这一派与当时还算“保守的”聂①元梓的红卫兵派是对立的，而后者对党组织的态度要比造反派温和一些 。
阶级出身好的青年控制着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它们形成于1966年8—9月。工作组撤走后，批判大会变得更猛烈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仍在进行，而且在批斗过程中，他们常常挨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受到其他侮辱。殴打和虐待的情况在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各省的中学里。在“红色恐怖”时期，斗争对象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这时，斗争对象已包括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和其他一些最初未被列入的人，包括从未被实际列为右派但被认为有右倾思想的老师，或者是那些家在海外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海外学习过而仍然欣赏国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政治错误。
据作者在香港访问过的前教师和学生说，在大中学校中有大约10％的教师与一些老同志一起被当作“牛鬼蛇神”对待。在办公室和研究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对待。隐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坏分子也被查了出来。在此期间，这些斗争对象常常被抄家，因为红卫兵要寻找资产阶级财产和其他罪证。他们的家属也受到不同方式的羞辱。妇女被强迫在洗衣板上跪数小时，头发被剃光，要写自白书，还常常挨打。在这一时期，各地都有关于斗争对象死亡或自杀的报道。
有时那些未正式被定为“牛鬼蛇神”的人也受到类似的体罚。教师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不愿参加这场运动的老师，学生会贴墙报批判他们。所有教师都要作书面自我检查，分析自己是怎样推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所有学生都参加这场运动，批判他们的老师，评价老师的自我检查。
对大多数老师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即使没有严重到要召开群众批斗大会的程度，但也受到进一步审讯。在这些过程中，如果他们回答问题稍慢些，有时还会挨打或受虐待。
就在这时，由于红卫兵冲出学校破“四旧”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的街道名称被更改，“封建的”艺术和建筑被毁坏。有些学校非常严格，只允许阶级出身好的红卫兵上街执行寻找和摧毁“四旧”的任务。但在其他学校，虽然每人分成不同的组，却都愿与出身好的红卫兵一起出去。而中产阶级的青年则跟他们自己的造反派一起活动。
也是在8月，红卫兵及其他一些人开始免费在全国旅行，以“交流革命经验”。北京的青年走向各省，各省的青年汇集到北京。在北京，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毛及其追随者借此机会进一步动员和指导这场运动。
第一次大规模集会是在8月18日，毛亲自参加，并接受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表示他对他们行动的支持。那年秋天，在免费旅行取消之前，约有1300万青年人来到北京。正是在这种串联中，来自各省的红卫兵，过去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了斗争对象的真正性质。 ① 李翔云 （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 页。秋天，毛及其在高层的追随者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把运动的焦点直接指向首要斗争对象。8月8日党中央“十六条决定”
及8月5日毛的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之后，这些情况就更明朗化了。毛的大字报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批评了在工作组的50天中试图抑制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干部，这就直接指向派遣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十六条决定”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并指出右派分子和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运动的对象。但“方针”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对于主要斗争对象，毛不能单靠那些出身好的红卫兵，因为这些红卫兵即使不受他要打倒的那些干部的子女所领导，至少也会倾向于保护这些干部。他们很容易被鼓动去攻击那些级别较低的校长和党委书记；而当矛头明确指向上边时，他们的作用也会发生问题。因此，从6月开始，毛便在暗中支持那些处于守势，还不能与工作组和早期的红卫兵抗衡的造反派。在北京，为消除他们原先的对立，造反派控制了10月6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他们鼓励每一个人 （不仅仅出身好的），都参加到这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来。到1966年底，随着阶级出身好的人的排他思想受到批判，忠于他们的势力被削弱，造反派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段时期内，他们似乎控制了这场运动。例如：有些高干的孩子和其他一些开始时领导过这场运动的人站到了造反派一边；少数人成为反对现有机构的“极左分子”，另外一些人由于运动目标逐渐牵扯到自己的家人而退出。
此时运动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允许学生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进入机关与那里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于是，运动由学校扩展到工厂和政府部门；学生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这时官方禁止逼供信，这在反对学术权威初期尚未禁止。但新的斗争对象仍然受到殴打和虐待。批斗大会上最常见的是“坐喷气式”，或强迫被批斗者在会上弯腰站着，人在后面用胳膊架着他们。
夺权到1966年底，最大的斗争对象被揭露出来了：刘少奇是要被打倒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从学校升级到党中央只用了半年时间。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号召工人和农民加入到知识阶层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斗争中来。上海市的一月夺权斗争被当作官方的政策而传遍全国，波及到各级党政机关。造反派与当权派之间的斗争很快在全国各省、市、县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进行；结果引起混乱，精心建立起来的深入到每一个工作单位和行政单位的党组织停止了工作。群众运动迅速扩大，除毛和林彪①以外，整个党的高级领导层以及各地的省级领导都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哪儿的当权派得不到保护，当权者就会发现他们所受到的是与早先地位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