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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000 3314 453600390 职业1336002924 农业3200001981 3132 1069000 2655 480900561 职业2131002094 农业2678001982 1039000 704000资料来源：1949—1979年：《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5—536页；《中国经济年鉴》 （1981）第4卷，第205—206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511—512页。
尽管中国已不再流行说社会主义理想的词句，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评。理论刊物《自然辨证法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以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目前质量优于数量的教育政策倾向，作者估计，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龄6—18岁的32200万名青少年可能会有以下情况：有约2000万人成为文盲；至少13300万人只有小学以下水平；而仅有1000万人能得到某种专门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辩称，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批评目前片面强调质量的做法。“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他强调说，①“不要等后代人写历史来总结教训”。
在强调质量的倾向下，文化大革命10年间质量的地位被颠倒过来了。起初，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普通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的比例。事实上，前者总是占优势的，但据说1∶1的比例最为合理，因为来自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需要2—3年的训练，其大多数才能胜任维持他们生计的工作。不过，把普通学校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3 卷，第205 页；和《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 页。 ① 宋健：“人口和教育”，载《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3 期 （1980 年6 月），第1 — 3页，译 文在《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77745 期，《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学和军事事务》第178 卷，第3 期，1981 年4 月3 日，第43 页。转移为技工学校很快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如表31所示，这些学校增长很慢。
一种可选择的办法是把职业课程引入普通非重点学校的高中课程中。目前正②根据国务院1980年10月颁布的教学大纲在这样做。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基本上不可能去为升大学而竞争，而向他们提供的实际训练又不一定有用。中国人立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其他人试图在这一级学校引入职业训练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使教师和专业训练计划与学生毕业后可能做的工作相适应。例如，福建一个中学引进的第一批职业课程之一是服装加工。有这种技能至少可使他们从事商业，做个体服装制造商或裁缝。但是，这一地区没有这类工厂，而学生又没有学到加工整套服装的技能。
所以，开这项课程被认为是失败的。
旧的半工半读思想一时以农中形式恢复过，这种学校在70年代末曾被正式提倡。一些大学知识分子对农村一致反对这些学校表示真切的惊讶。然而，地方官员随便地认可了。农民不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也出于20年前就有过的类似原因。如果一个孩子进不了县城的正规学校，那么公社的类似学校也行。由于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发展了，要求进这种公社级中学的人也增多了。但是，进农中向有经验的农民学习农业知识则是一种浪费。学生们可以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学到很多同样的知识，而与此同时，还能开始挣钱。
已建立的为数不多的这类学校到1981年正逐渐减少，如表31所示。
如果说这一战略在农村是失败了的话，那么它支持的城市重点学校或第三级学校则是它所引以为骄傲的。作为大学后备力量的重点学校已完全恢复到过去的状况，并得到慷慨的财政预算支持，完善了破旧的设施。受到称赞的从小学到大学层层建立起来的那些知识“宝塔”，在全国各地恢复起来。
有些城市甚至宣布重建重点幼儿园。新的全国统一的课程和课本，特别在理科教育方面得到了加强和更新，以便能适应这些学校学生的水平。
现在官方政策明确表示，对接收新生的政策和对不同学生所给予的教育种类而产生的社会后果不用考虑。企图提拔工、农知识分子的尝试被公然嘲笑为缩小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的不成熟企图。给予工人阶级的青年以入学资格照顾的早期做法和后来片面照顾“出身好”的考生的做法都已被取消。现在每人或多或少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学生要进入各级学校的大门，都要经过统一考试。从这种体制中最能得益的，据说是干部、知识分子的孩子，现在他们想在重点大学争得一席之地已全无障碍。大多数进重点中学的学生来自重点小学或普通小学的重点班。在小学里，老师们表示要考虑孩子父母的情况，因为受过教育和经济上可靠的父母的孩子一般在学校里表现都比较好。
可是，当地官员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上”存在着对恢复的重点学校的批评。这就引发了对重点学校的一片反对声，这在1981年底的报刊上短暂地出现过。这种评论从本质上说（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共鸣。有关这些学校的这种论点，自1976年以后还是首次出现在报刊上。一位作者列举了三点原因，建议再次取消重点学校：（1）它们对普遍提高教育质量起不到作用，因为它们压抑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只使少数人得益；（2）它们无益于整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因为它们片面强调升学率，对学习有损害；（3）它们不利于普及教育，因为它们浪费财力、物力。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北京第16 号 （1980 年12 月1 日），第493 页。① 但是，公开争论很快就中止了，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这种突然爆发的对重点学校的反对，是正在发生的争论的一部分。所争论的问题是：有关“分班制”的做法，或者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根据他们的能力分别施教；由于每一级学校需有升学考试，重新使教育制度采取不灵活的僵硬做法；为争取提高升学率而随之出现竞争。所有消息来源认为，填鸭式教学和竞争情况比1966年以前更为厉害。老师们几乎一致赞成“正规化”，赞成有明确标准和要求的全国统一教学课程：固定的课程进度，并通过一整套的小测验、平时考试、期中和期末考试来强化，所有这一切就是要彻底恢复1966年前的制度。不过，针对这些细节而进行的争论中的合理教学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被采纳了。例如，教师们欣然承认，把学生按智力划分成不同班，使教学较方便，但仅对最聪明的学生有益。因此，如听任这种制度的缺点泛滥，甚至老师也会有理由批评的。但是，任何纠正措施都要由领导部门决定，他们有责任制定这一制度的集中统一规则。可以预言，假定两条路线斗争还存在另一逻辑的话，那就是，纠正措施不会以指责新制度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指责新制度的前身的形式出现。
在答复1981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提出的批评意见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承认，由于有那么多弊端，升大学的竞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激烈。但他解释说，重要原因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比例失调。他回顾说，当50年代初期首次采用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时，也没有造成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因为在早先那些年中，甚至还没有那么多中学毕业生能满足大学的招生人数。接近60年代，高中教育大力发展以后，升大学的各种竞争情况才出现。他认为，那时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在30％—40％之间。改变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66—1976年10年间过早普及高中教育。结果每年高中毕业生中只有4％—5％的人能上大学。这位部长最后说，这一“极其激烈的竞争”并不是恢复入学考试的结果，而是由于数量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和数量很少大学招生名额之间空前尖锐的矛盾所致。①因此，所有争论意见得出同一结论：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升大学做准备，既然只有很小一部分毕业生能继续深造，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缩减中学招生名额，重新把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根据这一判断，高中毕业生人数从1979年的720万人的高峰降到1981年的480万人。在三年内，将另减100万人。1981年接收的高中一年级新生只有320万名。②高等教育不过，在第三级，在所谓弥补文化大革命10年损失的努力中，这些数目都在反向变动。那些认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意见受到特别重视。全国入学总人数从1976年的56。5万人上升到1981年的130万人， ① 《中国青年报》，1981 年11 月21 日，这个期间的其他批评性评论参见《中国青年报》1981 年10 月31 日、12 月5 日、12 月12 日；《文汇报》（上海），1981 年10 月21 日和1981 年 12 月12 日；《北京日 报》1981 年12 月12 日；《光明日报》1981 年11 月7 日、11 月16 日、 12 月5 日；也见《国际先驱论坛 报》纽约时报发行处，上海，1981 年12 月21 日。 ① 香港《文汇报》，1981 年12 月17 日，《北京日报》1982 年1 月3 日。 ② 《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8 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 页。③同期高校数目从392所上升到704所。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们认为，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应有约200万大学生，这是1990年的目标。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直接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把其作为获得援助和专门技能的来源。
世界银行给中国提供的第一批贷款是用于高等教育的，用于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