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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市的特征，而不单纯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问题。中国新的领导人想摆脱上述种种城市罪恶，重建新型的城市——稳定的、生产性的、平等的、斯巴达式的 （艰苦朴素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各行各业紧密结合的、经济上可靠的地方；减少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城市顽疾。
他们还期望调整城市发展方向，为农村地区服务，缩小“城乡差别”。
这些努力就意味着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特别要控制大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同时，鼓励内地的小型和中等城市的发展。①中国新的领导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的进步过程，能造就一代参与奋斗、有忍耐性、乐观和勇于牺牲，为改变国家面貌做出贡献的公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评估尽管是否定的，但如将中国共产党简单说成是“反城市”
的就十分错误了。中国共产党的精英们承认中国城市具有双重性——它是许多社会罪恶的中心，同时也是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必不可少的中心。打个比喻吧，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宰杀“会生金蛋的鹅”，而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天鹅。如上所说，尽管取得了开始的胜利，改造、利用和控制中国的城市仍非易事。 点是凭印象得出的和有争论的。作者感谢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在他们的帮助下，作者才得以完成本 章的写作。 同时，也感谢斯蒂芬·乌哈利、唐纳德·克莱因——以及与我一起完成以后各卷的作者，感 谢 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但不是所有意见皆能吸收的。 ① 中国跟许多殖民地社会不同，城市人口不是集中在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中 国中小型城 市分布得相当均衡。通商口岸条约时代确是不合比例地产生了这些以外贸为主 的城市，特别是像上海这样 的城市，因而中国共产党希望调整这种状况。参见克利夫顿·潘 内尔：《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第91— 113 页。据1953 年人口普查表明，有13。2％的中国人口为城市居民，其中有不到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其 最大的城市上海。 （低收入国家的典型数字在大约20 ％和40 ％之间。）参阅莫里斯·厄尔曼：“大陆中 国的城市（1953—1959 年）”，载杰拉尔德·布里斯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第81—103 页。早期年代 （1949—1956年）由于过去国民党统治最后几年城市的秩序普遍混乱，因而（共产党）巩固对城市地区的控制和赢得民众支持的工作比预期的要顺利一些。下面的故事已人所皆知了——（国民党）官方腐败、昏庸无能、野蛮残暴、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犯罪和其他乌烟瘴气的混乱情况，所有这一切便把国民党因抗日战争胜利而获得的“天子”般的特权扫得荡然无存。从1948年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起，城市里的情绪不定，但总的来说是希望有个改变和改进。多数国民党的忠实拥护者、许多担心失去一切的人和有能力逃跑的人纷纷到了台湾、香港或海外其他地方。一些财产较少办法不多的市民则逃往山中避难，他们害怕新的统治者——谣传说中国共产党实行共妻、破坏家庭、强迫穆斯林吃猪肉和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另外一方面，一些市民，特别是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急切地等待着机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然而，大多数市民不愿意走极端，他们怀着无可奈何和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期待着新统治者带来的变化。许多人觉得，新的统治者不可能比国民党还差劲。即便是如此，他们也还是担心，不知未来的变化将对他们和他们亲人产生何种影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城的时候，一般的反应是锁上大门，关上窗户，把传家之宝埋在地下，他们认为一场掠夺怕是在劫难逃。许多市民从紧掩的窗户缝里偷偷向外窥视那些进城的军队。一、二天后，一些人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走出去，他们看到了外面的变化，感到了安全。
中国的市民们在短暂的恐惧之后，都发现了惊人可喜的现象。中国人民解放军显然训练其部队在进城时，给市民留下良好印象，特别是在夺取大城市时更应该谨慎。市民们对已经被打败的国民党军队蛮横无理和缺乏纪律的行为已司空见惯，现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形象。在这个时期，到处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轶事和看到解放军战士有礼貌地问路，帮助市民干家务活，当市民送给他们食品或其他物品时，拒绝接受或是付钱给市民，个个还是干体力活的能手，市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甚至一位在中国呆了23年，后被囚禁又驱逐出境的坚决反共的美国牧师在谈到这一时期时①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和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军队。”然而，市民对解放军的反应不是完全一样都深怀敬意，几乎与此同时，有关挖苦农村新兵的“乡巴佬”故事也开始流传起来。其中最有趣的，讲的是一位新兵把西式的抽水马桶当成洗谷机的笑话：这位新兵第一次接触西式抽水马桶时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大概是用来淘米的吧！于是，他把自己干粮袋里所有的米都倒了进去，“一冲了之”。的确，农民出身的士兵与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形成的反差很大，以至于一位在中国最大的国际都市的记者把这种现象比喻为“火星②人在上海”。这些故事和谣传大概能帮助人们了解占领军是用心善良的，即使是一帮质朴无华的士兵。
由于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采取了其他措施，所以城市过渡得以顺利完成。尤其重要的是初期在“新民主”的口号下，推行了宽大政策。尽管国民党到处散布谣言，说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新政府的牺牲者流下的血 ① 马克·坦南：《无密可保》，第64 页。 ② 罗伯特·吉莱恩在与奥托·范·德·斯普伦克和迈克尔·林赛合著的《新中国：三家说》中使用了这个 词，见第84 页。迹，但是中国共产党一再使平民大众相信，只有一些组织，特别是与国民党要害人物有直接联系的组织才会成为专政的对象，广大民众在新社会都能各得其所。开始，这些允诺似乎是兑现了，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很多非共产党著名人士和一些有名的国民党告密者以及其他敌对的人物都得到了宽恕。当然，后来这种宽大政策逐渐消失，但此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城市地区业已得到了巩固。
对新政权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从亲身参加的种种新鲜事物中所得到的迷惑不解的感受。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和骨干企业的工人开始投身到一系列新奇的活动中去。频繁的会议、政治学习、定额的体力劳动和运动动员大会——这便是新兴政权的特点和标志。人们被迫去熟悉那些他们原本非常陌生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而且还有康德和黑格尔。他们被组织在一起，讨论进化理论，接受人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 （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不是新观点，但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就很有点振聋发聩了）的观念。这时，有一系列的成语和政治术语必须得掌握。满怀激情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的写日记时尚，在学生中间方兴未艾。年轻人，特别是参加示威和游行的年轻人，学会并且表演表达丰收喜悦的“秧歌舞”
成为时髦之举。曾经一段时期，他们站在平房顶上富有激情地宣讲最新事态和报道新闻。
各种各样的活动都在等待愿意的人去参加。1949年新兵被组成“南下工作队”，开赴南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进入其他城市，帮助建立起当地政权。学生和其他人组织起来，投入清理城市阴沟、整修贫民窟地区、修理河道防护堤岸和其他改善城市环境活动的热潮中。随后，大批高等院校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在早先已动员好的干部们的带领下，奔赴定点农村，用数周的时间去视察农村土地改革进行的情况。有组织的市民们同通货膨胀展开斗争，他们在全市动员积极购买公债，警惕投机商人。与此同时，戏剧团也组织起来，演出揭露旧的婚姻传统弊端的短喜剧，帮助宣传新的1950年婚姻法。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扫盲队，教他们的邻居学文化。1950年底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类似活动——卖公债、给在前线的战士写信交“笔友”、组织戏剧团到工厂和矿山巡回演出爱国短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