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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以后，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城市条件似乎也回到了大跃进以前时期的样子。市场供应提高，就业问题得到了改善，1963年进行了部分工资调整——特别是提高了那些工资级别较低的阶层的人的收入。犯罪问题、投机买卖和黑市交易似乎再次减少了，市民们觉得社会治安也得到了改善。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例如，1962年中国取得了对印度的边境战争的胜利，1964年中国得到了法国的承认，同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虽然生活依然是一场斗争——大跃进时期大多数被动员走上工作岗位的妇女现仍继续她们的工作，不仅是出于社会主义的义务，而且也承认是生活所必须的——但是未来的前景似乎渐渐明亮起来。
这几年，政府对修补被破坏了的士气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这种努力采取了政治学习和宣传的形式，最终归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这场运动 ① 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环食”这个词语来概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情绪，表达了中国人的普遍感觉：太 阳（即好时光）将会再次到来，人民可以期待并计划未来的普遍的感情。见他的《危机中的中国》，第35、 116 页。在有些地方引发了自土地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冲突；但是在城市，只是为了加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进行的比较温和的努力。为此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搜集整理足以说明共产党的统治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家庭历史和工厂历史，听饱尝苦难的老工人和老农民忆苦，推①广在人民解放军中使用的政治工作制度等。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一种思想深入人心，那就是如果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那么三年困难时期的痛苦会更深，每人分摊的痛苦会更不平等，许多城市居民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第二个主题是（1962年之后这个主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潜伏的阶级敌人企图伺机颠覆社会主义，他们必须被镇压下去。开始，人们对谁是城市范围里的敌人这个问题感到相当的模糊，但是，他们逐渐被所有的“忆苦”活动说服了——过去，老地主和国民党分子是卑鄙的人。
然而，在恢复和改进的气氛下，隐藏着一些不祥的倾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问题。在充满乐观主义的50年代，婴儿出生率大幅度增长，学校迅速增加，另外，许多农民家庭举家从农村流入城市 （之后不是所有农村来的人都被赶出了城市）。到60年代初，大批大批的应届学生从城市中学毕业，但是，在经济领域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紧缩措施，使得能够接纳他们的地方受到了限制。正如我们提到的，在50年代，曾有一段时期，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比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多；到1965年，仅有4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能进入高等院校深造。①这种人口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
有鉴于当时的学校制度，这意味着进入质量高的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竞争就非常激烈，因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学生，比其他学校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考上大学。由于进大学机会的相对减少，中小学里竞争的气氛愈演愈烈，由于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断变化，围绕竞争本身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又增加了。
对学校等级、考试分数、政治表现和阶级成分的强调不断变化，今年与明年就不一样，学生按条件最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的，但条件变了，那些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学习成绩基础上的学生发现，由于格外强调政治标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正在减少。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阶级出身和其他政治因素现在成为友谊和学校小派系形成的主要因素。当时的教育政策事实上把学校分成三类：重点学校、国家开办的一般学校和民办学校，这些学校都招收城市的学生。在这种制度下的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学校中的气氛是不同的，普遍缺乏竞争性。这些学校里的学生考上大学的机会很渺茫，充其量只①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些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纪律也明显的差劲。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教育领域里已冒出一种变化无常的现象，很多有理想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感到心灰意懒。很多人眼看着兄长姐姐就在几年前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大学并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① 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为其他战友所做的好事和 他对毛主席的忠诚。1963 年以后，他的行为成为学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他 成为最受官方推崇的英雄。 雷锋的日记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参见威尔斯： 《叛徒》，第127 页。 ① 数字引自斯坦利·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载《现代中国》，1982 年1 月，第8 卷第 1 期，第 11 页。 ① 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请参见苏珊·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乔纳森·昂 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而自己的前途却变幻莫测，因此特别感到痛苦。一位年轻妇女在回忆她当时极度痛苦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才14岁，我的生活就定型了。今后的日子，就是在三年后当一名小学教师，每月挣32元钱。我毫不迟疑地开始重新设计我的未来。”②对于大多数没有指望上大学的城市青年人来说，考虑将来的工作更为现实，但就业形势也同样捉摸不定并且有很强的竞争性。50年代形成的工作统一分配制度，是以经济将持续蓬勃发展并能给新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前提的，但是，这种期望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受到了阻挠，由于控制非常严格，国营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招收新职工，每年都有成批的学生离开学校，但是并没有足够的新的岗位容纳他们。（50年代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人都是相当年轻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每年因退休而腾出来的位置数目很小。）即便是农村人口被严禁流入城市，仍然没有多少空余的工作岗位。有些毕业生被安排了工作，但其他毕业生则得返回家中，等待将来或许能给安排个工作。这些年轻人由城市居民委员会监督管理，有时他们参加一些建筑或运输方面的临时工作，虽然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最终还是被安排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是失业的人数在逐步扩大。这些没有被分配工作的年轻人被称为“社会青年”，他们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难题。居民委员会试图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参加一些“健康的”活动，不时催促他们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然而他们的人数迅速膨胀，处理他们的问题也就更加难。所以，同50年代的乐观主义相比，城市里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在60年代发现，竞争十分激烈，竞争条件又不断变化，想在此形势下计划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
对于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来说，其境况稍好些，但是气氛同以前不大相同。在大跃进之前，大家感到新的机会是对每个人敞开的，那些学习勤奋并运用于实践的人可能会在工作上得到提升，换一个更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每隔几年就可以在工资方面得到晋升，到了60年代，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干同一种工作，工资冻结在同一水平，尽管当时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在为能否养活越来越多的一大家人而殚精竭虑。虽然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相当稳定的，也可从中得到皮毛的实惠，但他们仍然觉着向下降的可能性比向上升的可能性要大。随着经济走出紧缩阶段，他们承认，他们的命运已经和单位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不会使他们的境况发生多大的改变。的确，由于无法摆脱的政治运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一再强调，他们还是不得不担忧，是否会因为一句没有留意的言辞或行动而把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种气氛既未能产生多少英雄事迹，也没有使人们去钻研业务。在控制日益严格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工作单位中，人们趋向明哲保身，只求保住自己位置。开会时要注意留下好印象，同上级要搞好关系。总之，努力避免得罪任何人已蔚然成风。在这样的结构中，那些感到遭受虐待或凌辱的人还不能轻易地发牢骚或是一走了之，只能把怨气埋在心里，等到能够发泄的时候再一吐为快。1966年，这样的时刻来到了。 ② 包柏漪： 《第八个月亮》，第71 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1976年）在60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如党内知名的知识分子发表讽刺性文章和篡改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这些事被认为是其他人对毛权威的进攻。但当时的市民，如果确实已注意到这些事件，他们也会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政治潮流中的正常现象。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