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8月9日，毛在北戴河的谈话中指出：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 年），第 192 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见毛在1958 年11 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117—118 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 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424 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206、210 页。 （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材的会议上的论 说是根据他在1960 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 页。 ③ 《1981 年决议·注释本》，第359 页。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
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①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
1963年5月，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指示（即“前十条”）公布前夕，毛对党的阶级构成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还是用极为类似的措辞谈到了“改造”问题：
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②显然，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于毛来说，尽管客观的社会出身仍很重要，但通过政治教育对整个阶级进行个人改造也同样是一个关键的方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毛在1963年比1962年更强调“改造”，即主观标准。
1964年5月，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在听取四位副总理汇报工作时宣布：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作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③在一条未注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写于1964年下半年的关于划分阶级的指示中，毛明确论述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系：
划分阶级有必要……这两个， （客观的）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
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①可以认为，在毛的晚年，仍然在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中共存的某些对立面开始分离了，从而释放出最终导致其思想和行动走向毁灭道路的能量。在几个决定性的、相互关联的方面，以前的统一体是从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解体的。毛越来越把领导者及其特权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由此，从这一洞察中产生的不可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426 页。 ② 《资料选编》（北京，1967 年1 月），第277 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 泰维斯的 《四清：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 页， （毛的这段话是在第70—71 页）， 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 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见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67 页。 ③ 《杂录》第351 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494—495 页。 ① 同上，第351 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602—603 页。 （关于这一论述的日期， 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 年出版的“1949 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 卷中的讨论，第47 页。）避免的后果是：被看成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特权的当权者在内的实体的中国共产党，不能简单地在与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净化，而必须彻底打碎，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除了党或党内特权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之外，毛泽东思想结构在60年代开始发生的极为复杂的分解或解体过程，还涉及其他一些倾向。我已经以相当篇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相互作用，也曾探讨了苏联模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苏冲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一分为二”
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正巧是在毛70寿辰之日 （1963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的。很明显，它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报告中，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马克思时代至当时的工人运动史。①事实上，毛本人早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会议上就使用过这一表达方式。尽管他当时强调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而是这样一些事实：
所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充满”了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两②个方面，他得出结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紧接着周扬1963年的讲话发表后，毛本人对“一分为二”这一口号的运用首先唤起了在中共党内进行反“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要求。换句话，这意味着号召进行阶级斗争（正如《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论述的那样，这也是为了清除和迫害杨献珍及其他提出相反提法——“合二为一”的人）。
毛宣称，这一原理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电子也像原子最终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社会范畴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裂。③归根结底，毛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冲突当然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采用何种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但文化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60年代初期，毛认为，文学和哲学的某些发展不仅是种种不良倾向的表现，而且已成为通过上层建筑机构向社会主义根基发动进攻的武器。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一忧虑，并同时发出阶级斗争的号召，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①这一论述的明显含义是：在被夺取政权13年以后，“反革命阶级”依然在中国进行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阻止他们的破坏活动，有必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经常性的斗争。正是在这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成 ① 《北京周报》，1964 年第1 期，第10—27 页。参见《红旗》1963 年第24 期，第1—30 页（“一分为二” 这一词出现在第4 — 5 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见S。施拉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 策 （1978—1984）》，第44—4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1977 年版，第5 卷 （中文版），第498 页。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 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 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上层建筑，已经表示了同样 的关心。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42—343 页；杂录》，第266 页。为庞然大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呈现出萌芽状态。由于这一时期毛的阶级概念有些含糊不清，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然进一步表明他强调的重点是上层建筑和主观力量，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号召导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这一论述也推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鼓励了江青去发动京剧改革。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里，我已对这些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里只需简要地提及毛继续火上浇油的两条指示就足够了。1963年12月，毛抱怨艺术、文学和戏剧的许多部门仍由“死人”统治。他宣称，“社会和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他的判断更加严酷了，他说，中国作家协会“15年以来，基本上（着重点是毛加的）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①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芬俱乐部。换言之，他们将会变成彻底的反革命，并将作为反革命受到处置。
与此同时，从1963年到1964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