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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央当局试图通过发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传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 讲话来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秩序，大部分这种指示和讲话都通过内部渠 道传达，但是有许多被红卫兵组织公布出来，然后被外国研究机构搜集在一 起。其中有用的纲领性文件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 —1967）》、“有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传的中共 领导人1966年7—10月的讲话和言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 讲话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罗姆·陈编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 谈话（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 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 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 类似的林彪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 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 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 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 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 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 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 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 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 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 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 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 （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 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 物目录》及由汤逎文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原始资料》。自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文化 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 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有对“四人帮”和林彪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9月—1981年1月）》。同样重要 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 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秘书处编辑的 《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 专集》和孙敦У缺嘈吹摹吨泄膊忱方惨濉贰�
1976年以来，一批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 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 细叙述了他在1967年7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 荣臻的回忆录在 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 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 至1973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 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 撰写的《康生评传》。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 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陈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 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 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 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 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北京之春”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 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 路。王希哲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对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 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 于1986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是《知识分子》。
在中国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经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学的题目，这些作品有 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书目注释》一书中所 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所写，很多成书于香港。虽然这些 著作不具备事后认识和观察的便利条件，但它们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国观察家 的思想。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两份香港的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由 L。莱德尼神父编撰；《中国新闻概览》，由英国政府出版。更为详细的、相 对来讲更全面的当代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 《毛的大革命》； 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 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编 辑、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发展”，“毛 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和“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
所有关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评论，其 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 姆斯的 《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1949—1976）》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有趣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付缺如。例外的是琼·多比 尔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来 写的。此外还有更客观一些的，由李翔云（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 个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动力学》。 虽然该书主要是关于60年代早期的情况的，但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 的详细评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对该运动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和单位开 展的方式进行考察，对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开时的典型事例进行研 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维克多·福肯汉的“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 加德尔·福尔塔多的“黑龙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6—1968）”； 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保罗·海尔和威廉·希顿的“内蒙古的文化大 革命”；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 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对在特殊的基层单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有：马克·J。 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百日 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以及维 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动中的个人。令 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传记的结尾，但却只 有很少的著作把视点集中于毛在该运动中的作用上，更多的则是对其他领导 人的描述。如对周恩来，可参见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由 托马斯·W。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于刘少奇，可看 洛厄尔·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有关文化革命人物江青的最 著名的两篇传记是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和罗斯·特里尔的《白骨 精》。此外，几部关于当年的红卫兵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贝内 特和罗纳德·N。蒙塔珀图的《红卫兵》；高原的《生来红：文化革命记事》； 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 年轻人的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个社会集团是被当作运动目标的党和国家 的干部，作为打击武器的红卫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者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官 员试图在红卫兵的扫荡中逃生的描述与分析可看帕里斯·H。张的“省级党的 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理查德·鲍姆的“困难条件下的精英 行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党政中枢构成的影响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 迪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精英的影响”；唐纳德·W。克莱恩的“国 务院和文化大革命”；查尔斯·纽豪瑟尔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共机器的影响” 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的省的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关于中共九大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变动的分析可看唐纳德·W。克莱 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 共领导层的变化”。
关于对红卫兵运动及致力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下 列著作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帕里斯·H。 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 京和国内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