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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迤婵频摹对诤焐泄乃樟蒲А〖摇罚豢夏崴肌。利伯撒尔的《70年代的中苏冲突》；阿尔弗雷德·D。洛的《中苏争端》；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乔纳森·D。波拉克 的《联盟政治的教训》、《80年代的中苏冲突》及《中苏敌对与中国安全之 论争》；托马斯·W。鲁宾逊的《边界谈判和中美苏关系的前景》及《中苏边 界争端》；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的《中俄战争》；格雷特津·安·桑德勒 斯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眼中的苏联形象（1949—1979）》；哈里·施瓦 茨的《沙皇、大臣和政委》；巴巴尼·森·格普塔的《70年代以后苏联同亚 洲的关系》；理查德·H。所罗门等编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核对 峙与亚洲的安全》；罗伯特·G。萨特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外交政策（1966 —1977）》；罗杰·斯韦林根的《苏联和战后日本》；唐纳德·B。S。扎戈里 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肯尼思·G。韦斯的《炮舰里产生的力量： 中苏危机中的美国》；艾伦·S。惠廷的《中国威慑微积分学：印度和印度之 那》；理查德·威奇的《中苏危机的政治》；迈克尔·B。亚胡达的《中国在 世界事物中的作用》；唐纳德·S。扎戈里亚编的《苏联在东亚的政策》、《中 苏冲突 （1956—1961）》和《越南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虽然关于这个题目的俄文书籍经常是宣传性的，但也有几本杰出的分析 性的作品问世。另外，一些关于中国其他方面的俄文材料表面上似乎与中国对外政策无关，实际上却包含着相当有用的资料。由于俄国人倾向于不直接 说出其真正的兴趣所在，故下面所列著作虽从标题上看并不明显，但的确是 与该题目相关的。
O。B。鲍里索夫的《中国70年代的对内对外政策》；O。B。鲍里索夫和B。T。 科洛斯科夫合著的《1945—1970年的苏中关系梗概》；费德尔·勃拉茨基的《毛泽东：一幅意识形态和心理肖像》；L。P。德留辛的 《毛主义的社会政治 本质》；K。A。伊格洛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1967—1981）》； V。G。吉尔布拉斯的《中国：危机在继续》；B。N。戈尔巴切夫的《中国军队的 社会和政治作用 （1958—1969）》；L。M。古德什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政治结构》、《中国：社会与国家》、《中国：寻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与现实》、《中国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1979）》； L。S。丘扎基里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运动（1949—1966）》；M。I。 马卡洛夫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雷莎·米洛维茨卡娅和尤 里·西姆尤诺夫合著的《苏中关系简史》；G。N。莫斯克的《中国军队：毛主 义者冒险政治的工具》、《危险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发展 中的问题和矛盾》、《苏联中国问题研究的题目》；A。M。鲁缅采夫的《“毛 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政 策》、《外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S。L。齐赫文斯基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 O。弗拉迪米洛夫和V。伊亚赞切夫合著的《毛泽东：一幅政治肖像》及B。扎尼 津、A。米洛诺夫和伊亚·米哈伊洛夫合著的《论中国的发展》。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只是为了搞到资料。因为只有 十分有限的中央报纸和杂志、数量很少的公开讲话以及个别流落到香港的难 民可资询问。一些省内报纸的复印件被偷带到香港，省里的电台广播与北京 的电台一样受到监听。即使这些简单的传递工具也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释读 和甚至更多的翻译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容易掌握的资料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类资料被一大批新的和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补充，它 们大部分由那些搜查被罢黜的官员的红卫兵所披露。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迄 今未发表的毛的讲话集，这类材料令人迷惑地使用同样的题目，最常见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它们的译本以不同形式出现，最著名的是S。施拉姆的《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美国版名是《毛泽东同人民的谈 话》）；杰罗姆·陈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由联合出版 物研究署出版的两卷本的《毛泽东思想杂录》以及有争议的《中国的法律和 政府》（1。4，9。3，9。4，10。2，10。4，11。4）这些选集明显地被不同的机构 收集到一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新版本仍旧在中国不断出现。结 果导致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写的一套新译 本《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的问世。一部1949年以后毛的著作全集正在由高英 茂和约翰·K。龙（音）编辑并整理，该书名为《毛泽东文集（1949—1976）》， 第1卷已经出版。但是，这些文集中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 期，1966年之后的讲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年夏天红卫兵上山下 乡之后才解禁。
其他大部头的、由红卫兵出版的资料是报纸。这些刊物经常对当时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事务进行倾向性极明显的评论。但它们已被李翔云精心整 理后收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书中。还有，这些材料只包括到1968 年夏天这个时期，在那以后，虽然中国公开了关于林彪事件的内部文件，但 资料来源明显地减少了。另外，70年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增多，导致了一些目 击者的报道。如罗杰·加赛德的《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尽管书名 如此，但仍包括从1976年1月开始的一些事件。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大批关于1969—1976年的新材料才得以 面世。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尽管官方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限制，但仍出 现了一些综合性的评论，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是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 中国）：大动乱的年代》。作者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显然掌握着一般人 无法得到的材料。一部更早的非常可信的著作由政治学家高皋和严家其（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原文如此——译者）撰写，书名为《“文 化大革命”十年史》。该著作在出版前夕被查禁，最初的版本在香港发行， 但最初的天津版的版本在西方也流传很广。作者感到只利用公开的材料局限 性太大，但却又因其他材料使用不当造成一些错误而受到指摘。第二版显然 接受了批评进行了修改。第一版的英译本在台湾出版。在一般的西方著作中， 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内政（1949—197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政府和政治》把广泛地描写和对特殊事件的严密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共产 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一幅自画像》由香港时事通讯《中国新闻 分析》的长期编辑在对中国进行了多年观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还有一些中文的文章选集，涉及不同方面的问题、事件或文化大革命的 经历。周明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共6卷。第一卷论及 那十年中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及其命运，包括一些幸存的亲属所写的文章，其 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的孩子。第二卷涉及那段历史本身的一些事件，如1965 年武汉的武斗、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