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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方面：现有的资料难以对这个时 期中国的决策过程作出全面的描述。中国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幕一直十分 敏感。这些禁忌近年来已有所缓减，人们已经能够和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官员 和研究机构进行较密切的接触了。但是，对于外交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对于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领导层斗争激烈的时期），现有 的历史资料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然而，由于官方越来越鼓励人们做整理档案的工作，中国的研究人员已 经编成了更全面的中国外交史（包括本世纪70年代）的档案资料书籍。这些 活动的高潮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出版。这本书简要叙述了这个时期的外交 事件，具有权威性，尽管它没有透露政策制定方面的情况。此外，高级官员 的一些回忆录和回忆文章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较深入 的重估，尽管还不十分详细。其中有：《聂荣臻回忆录》；铁竹伟：“陈毅在 ‘文化大革命’中”（见《昆仑》）；叶剑英传记编写组：《叶剑英传略》。 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高级官员的谈话记录也是 珍贵的资料，它们都完整地发表在斯诺《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美国官员们关于本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著作也使学者们获益匪浅。这 些著作包括：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亨利·基辛格：《白 宫岁月》、《动乱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米歇尔·奥 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见《外交事务》）；理查德·H。所罗门：《中 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资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中共主要 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关 于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北京周报》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70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恢复了1966年中断的探讨外交事务的重要期刊的出版工作。这 些期刊包括《世界知识》和《国际问题研究》，这两种杂志都是由外交部出 版的。要探讨外交政策的发展动态，美国政府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世界广播概要：远东》是两种基本的参考 资料。美国政府出版的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的系列期刊中也有一些极为重要的 文件和资料。
此外，邓小平的讲话（包括一些评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都收录 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流传到台湾或西方的中国内部文件和 领导人的讲话可作为这些资料的补充。虽然有时候人们对这些材料的可信程 度有争论，但其中的许多材料还是提供了发生重大政策冲突时的重要情况。 收录了这些文件的两部书籍是：陈庆编：《中国与第三世界》；高英茂编：
《林彪事件》。反映中国内部对敏感的外交问题进行争论的讽刺文章是另一 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虽然有些学者怀疑其价值。关于此类资料的解释，请参 阅肯尼思·G。利伯撒尔：“讽刺文章中反映出的外交政策争论（1973—1976）》
（见《中国季刊》）；哈里·哈丁：“中国全球姿态中的内部政治（1973— 1978）”，见托马斯·芬格等编的《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尽管资料有限，学者们还是写出了关于某些具体事件和某些时期的一些 专著和一些重要的多卷本著述。关于多卷本著述，特别请参阅约瑟夫·卡米 莱里：《中国的外交政策》；戈兰姆·W。乔德赫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 哈里·哈丁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塞缪尔·金 （音）编：《中国 与世界：毛以后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 迈克尔·亚胡达：《孤立主义走向尽头：毛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促成中美和解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 北京改变了安全计划。关于这个论题，参阅约翰·W。加弗：《中国决定与美 国和解（1968—1971）》；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 冒险》；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 的起源》；梅尔文·格托夫和汪永木（音）：《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萧铮 和迈克尔·魏图恩斯基编：《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政策深意》；理查德·威 希： 《中苏危机的政治》。
许多单卷本和多卷本专著还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 的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专著有：赫伯特·J。埃利森编：《中 苏冲突》；班宁·N。加勒特和邦尼·S。格拉泽：《战争与和平》；肯尼思·G。 利伯撒尔：《70年代的中苏冲突》；乔纳森·D。波拉克：《中苏敌对和中国的安全之辩论》、《联盟政治的教训》；杰拉尔德·西格尔：《毛以后的中 苏关系》；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和威廉·T。托编：《中国、苏联和西方： 80年代的战略和政治面面观》；苏吉（音）：《苏联对中国的想象及其对华 政策（1969—1979）》；罗伯特· G。萨特：中国外交政策：毛以后的发展》； 艾伦·S。惠廷：《西伯利亚的发展与东亚：威胁还是承诺？》。
与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然而也有一些 成果，参阅罗伯特·E。贝德斯基：《脆弱的协定：1978年中日和平条约的全 球透视》；李季银 （音）：《日本面对中国》、《中国与日本：新的经济外 交》；罗伯特·泰勒：《中日轴心：亚洲的一支新生力量？》。关于中日关 系的重要文章，有新木内江藤：“日本和中国——一个新阶段？”（见《共 产主义问题》）、“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见《亚洲概览》）；良清国分：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政治”（见《中国季刊》）。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特别是中越关系的恶化）的有关资料既丰富又详细。 特别引人注目的著作是纳严·詹达： 《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另阅 张保民（音）：《北京、河内、华侨和处在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柬埔寨》；威 廉·J。杜克尔：《中国和越南：冲突的根源》；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 罗伯特·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关于70年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再次出现的意义，塞缪尔·S。金的《中国、 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一书作了详尽的研究。关于对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经 济方面的评析，参阅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艾伦·S。惠廷《70 年代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有关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与改革本身同步的。关于文化 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 步。论述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文章和书籍确实很多，但论述当前中国经济 的著作却不得不依据数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问的资料。事实上，西方关 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集中在对农业、工业、国民总 产值和其他许多项目的重建成就的估计上。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价 值的著作。对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有价值的英文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德 怀特·H。珀金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之研究：概览”（见《亚洲研究杂 志》）一文中的书目索引。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出版。这项 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作国家机密。 1979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0年代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 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 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不但有80年代的，而且有更 早时期的。198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页，而50年代的主要统计资 料《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 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 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 （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 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 1985）》。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 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 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 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乡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 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 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 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 （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 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 村的发展》。仅依据80年代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 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见《中国季刊》）。
有一些综合性的论文集集中讨论了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 的有关问题。此类著作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面向2000年的中 国经济》（2卷）；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 《毛以后中国的 政治经济改革》。目前出版的许多论文集是中外经济学家合作的结晶，其中 最有用的是布鲁斯·L。雷诺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