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既无法压制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无 法有效地迎合他们。这种情形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 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干预，恢复秩序，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为止。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政权的领导人自己引发 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是他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 他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 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 政权。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却远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据毛的观点，成功 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一个旧秩序。毛第 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且有对未来新政治经 济体制的整体设想。与此相类似，第一次革命不仅发动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 人，而且创造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能在夺取政权后有效执政的革命组织— —中国共产党。与此相反，毛的第二次革命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产 生能执行新的方针政策的统一组织。它推倒了旧政权，留下的却只是一片混 乱。
本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三年半的历史作一描述和分析，也就是从1965 年底的前奏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 被某些学者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其余的称作狂热阶段。正是 在“红卫兵”阶段，毛所引发的政治危机陷得最深，混乱最严重，生命代价 最高。
这三年半的时间可分为几个小阶段，每一阶段在本章中都将逐个论述。 第一阶段，从1965年秋到1966年夏，毛与党的机构的矛盾上升。在这一阶 段，毛开始发展自己的权力基础，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党的领导人相 对抗。毛利用他的政治资本，罢免和贬谪了一些军队、文化部门、北京市政 府和政治局里他所不满意的人。然后，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毛使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在更大规模上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在此期间，毛对党的机构 的攻击迅速遍及全国，红卫兵充当了主要工具。但这一时期的结果，却与毛 的初衷相左。很明显，他原希望红卫兵会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领导干部们 也会坦诚地接受来自这些特殊组织的批评。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党的方向得到纠正，党的权威也完整无损。事实上，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番景 象，红卫兵分裂成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攻击党的机构，另一派保护党的机 构。省、市级的领导开始时压制群众运动，尔后与之合作，最后采取逃避态 度。红卫兵各派系之间及群众运动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不仅没 有加强党的权威，反而削弱了党的权威。至1966年底，中国许多重要城市的 政治机构完全瘫痪。
在第三阶段，即从1967年1月至1968年年中，毛下令：向已名声扫地 的党的机构夺权。究竟采用何种程序夺权，毛经过数周犹豫之后，决定政权 应当分享，在省、市级，由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群众组织、运动中生存下来 的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者联合掌权。问题是三者中无一完全可靠。群众 组织动辄搞暴力和无政府，领导干部与人民解放军 （尤其在省、市级）则联 合起来压制最难驾驭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毛已不能完全控制他自己释放出的 各种社会力量，他唯一的办法是使鹬蚌相争。结果是再度混乱。毛最后得出结论，阻止全面崩溃的唯一办法是遣散红卫兵，让军队恢复秩序。
这一决定标志本章将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重建中国政治体 制。这一过程的最高潮是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九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批准了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党章。由于军队在这一阶段发挥了突出 作用，所以九大决定许多领导职务由军官担任，甚至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 毛的接班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尽管军队在军外的权力迅速增长，也不 足以恢复政治稳定。权力仍被三者分享——发动红卫兵的激进知识分子、备 受攻击而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及压制红卫兵的军队。正如本书以后几章所描述 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阶段留下的遗产是长期的不稳定，直到毛泽东去世， 清除了激进派，邓小平出任中国的主要领导后，这种不稳定势态才得以完全 清除。走向对抗政治冲突的根源在本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不满。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党通过了一系列毛认为不必要和不能接受的政策，如：农业恢复搞承包，工业中采用物质刺激，公共医疗过分集中在城市，双轨制教育的发展，文学艺术中一些传统主题和风格的再现等等。这些政策大多是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为恢复社会团结，提高生产力而制订的。可在毛的眼中，这些措施只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而这些与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相容的。①由于毛与主要同事之间个人关系日渐紧张，毛对党的政策就更加不满。
首先，毛认为背叛他的事件越来越多了。虽然在1958年底，据说毛自愿从日常领导事务中退下来，但他日益不满的是党的某些领导，尤其是总书记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未与他商量就作了决定。在1966年10月毛曾说，“一②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1961年3月，当毛发现邓未与其商议而在农业改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重大决定③时，曾讥讽地问，“是哪个皇帝作的这些决定？”60年代新闻与文学中出现针对其领导方式的含沙射影的批评，毛对此感到很恼火，对那些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包括彭真和陆定一）听之任之的态度更为气愤，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毛由于无法使官僚机构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日渐灰心。1962至1965年间，在他一直感兴趣的五个领域内，毛曾试图改变党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他曾阻止农业包产到户的潮流；提议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批评公共医疗设施过分集中在城市；建议创立农民组织来揭发农村公社党政干部的腐败无能；谴责文化领域中传统主题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新抬头。
尽管党的机构对他的每一倡仪最终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毛却认为是半心半意，极不热情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高级领导人继续支持党在大跃进后所实行的政策，不愿因有毛的指示就加以改变。对毛的指示的消极反应也部分说明了政府机构的意图，一方面按部就班，尽量多地维持现行路线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毛的指示，采取一些新的行动。除此以外，毛的意图往往是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善于着重批评一些他不喜欢的做法，却不善于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
不论怎样，毛得出结论，政府机构的消极反应，精神生活中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的出现，以及国民经济战略中过分强调效益等等一起构成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根本脱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在中国出现。首先，毛对这方面的担忧是低调的。如在1962年，他号召全党克服修正主义， ① 有关毛与他的同事们在60 年代初的冲突，参见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革命：政策进程的动力》； 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7 章；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 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剑桥中国史》第14 卷中的章节。 ② 杰罗姆·陈编： 《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 页。 ③ 帕里斯·H。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修订本），第131 页。但又说这一任务不应“干扰我们的（日常）工作……或占非常主要的地位”。
①同样重要的是，起初是通过温和又非常传统的方式来克服党内修正主义倾向：在官僚机构内部发动一场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和向模范干部学习的运动。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奏效，毛的警告就更尖锐了。他最后得出结论，修正主义比他预料的还要广泛，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不愿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很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有修正主义思想。在1965年9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就问他的同事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①渐渐地，这些针对修正主义的警告变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理论基础。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运动的理论依据尚未完善之前，运动已经开始了。
但是，1967年发表的两篇社论，中国人认为是充分表述了毛的“无产阶级专②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理论。尽管这些文章不是毛本人所撰写，但没有理由怀疑文章反映的不是毛的观点。
概括起来说，这些社论的结论是，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铸造毛的权力基础到1964年，对党的机构发动攻击的力量基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