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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成为党唯一的副主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组领导人陈伯达和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与文革小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被指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盘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这个位置以前由彭真占据。
新进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林彪或江青的亲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的其他人事决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组与党和军方的妥协。一些与江青、陈伯达或林彪没有密切联系但富有经验的党和军队的干部，也被补进文革小组。四个资深的省级领导人——陶铸 （新任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刘澜涛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三位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也被增选进政治局，也许这是一种平衡林彪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刘少奇作了正式政治报告，但他的报告在林5月作的关于政变的谈话和毛8月下旬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友好的信面前就显得①黯然失色。这两份材料分发给了大会代表。 全会公报回顾了60年代初的重大问题，肯定了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观点，间接批评了跟刘少奇走的一些人。
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体现在1963年5月的“前十条”和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中）被说成是处理农村组织问题的正确方针。全会赞扬毛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心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全会也赞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
最后，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表达了毛对这场运动的②观点， 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是要：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主要方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决定声言，即使这些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党是否敢于发动群众”，无论是抵制、还是试图控制这场运动都是不妥当的。
“十六条”反映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可容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十分含糊不清。另一方面，决定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出“乱子”，但决定又用毛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决定也提出了运动的总目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而决定禁止任 ⑤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 卷，第457—458 页。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1 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何形式的对参加革命的大、中学生的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陶铸的提议，决定也包括了一些明显意在限制①文化大革命行为的条款。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可能性，禁止使用强迫和暴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学家、技术人员、干部以及乡村的党政机关，免于卷入整个运动。决定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碍经济生产，并且规定即使“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批判，但未经党委的批准不能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他们。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会的基调与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现偏向的警告仍有明显差距。甚至在大会期间，毛写了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中央全会会议厅外面，他在大字报里指责“某些领导同志”——很明显，这指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五十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①去学校和政府机关。十一中全会通过决定，撤销了三个政治局委员（总共有21个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标志着十一中全会的深刻意义：毛泽东个人发动的对党的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合法了，为了进攻就需要在更高程度上发动群众和进行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① 《人民日报》，1986 年1 月5 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6 年1 月24 日，第12— 22 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17 页。权威的垮台红卫兵的出现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全会就把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的机制。
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和公社到大学和政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模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
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构。相反，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会接受党的领导，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者通过确保群众“推选”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成为委员会成员而控制它们。规定委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为高干子女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建立最大的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个单位的问题，而不是毛主义者有意作为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中心的更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
但是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却是立即可行的，这就是红卫兵。就在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红卫兵可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①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红卫兵集会。虽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从未被抛弃，甚至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里还偶而见诸报端，但很清楚，他们与红卫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从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的三个月中，红卫兵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支援下，①先后组织了由全国各地1300万红卫兵参加的8次集会。有关这些事件的电 ① 关于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相互影响，参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 章。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4 页。影片展现了这些欣喜若狂的年轻中学生的生动形象：一些人泪流满面，高呼革命口号；另一些人向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们的超凡人物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连红卫兵组织的名字都带有军事色彩，如“红旗营”、“三面红旗团”、“彻底革命团”等等。许多红卫兵身穿军装，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红卫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文革小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指示授予红卫兵组织示威游行、使用印刷机械、出版报纸和张贴大字报来批判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利。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红卫兵运动招致的许多社会经济的分裂和不满，尤其是产生了作为中国教育体制成功的标准的阶级背景和学术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导人号召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红卫兵组织所引吸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所预期的目标。一开始，红卫兵仍沉迷于那些毛主席肯定认为是次要的、甚至琐碎的问题中。他们认真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
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街上当场剃光头，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爱“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店主们被迫取下写有传统店名的牌子，换成更革命的牌子。红卫兵们常常自作主张，更改街道名称，有时还为改哪个名称更进步而争论不休。一群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