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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是，有效的中央集权怎样与“适当”的地方权力相结合呢？以毛的观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3 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 卷，1977 年版，第277 页。— —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 卷，第294 页。 （《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276 页。——译者） ② 4 月25 日讲话在当时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1965 年12 月，《论十大关系》传达到了县及相当于县 级的干部。这个讲话标明的日期是4 月25 日，但实际上却是1956 年5 月2 日讲话的版本。后一次因为要 对非党群众传达，所以就可以理解在处理诸如与苏联的关系等各种 问题时，变得不那么明确和强硬。（举 例说，在公布“百花齐放”的口号时，毛在5 月2 日实际上脱离了他4 月份的立场，但那一段将在后一章 论述的谈话就没有收入1965 年12 月 的文本中。）红卫兵以《论十大关系》为题重印的是毛在5 月2 日讲 话的删节本，这个版本在70 年代被翻译到西方。只是到了1975 年7 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这两次讲话 才被结合起来成为官方版本。编辑工作是在邓的领导下由胡乔木做的。在当时经毛的同意在党内传 达， 只是到1976 年12 月才公开出版。根据这些事实，我在讲话刚一披露就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 （S。施拉姆：
“华主席编辑毛的文学遗产：‘论十大关系’”，载《中国季刊》第69 卷 ＇1977 年3 月号＇）现在看来有 点可笑了。上面注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243—245 页） （下文简称：“1981 年决议·注释本”），这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这个机构专门负责 出版毛泽东（也包括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著作，其权威性是无疑的。这本书公开出版 的版本比最初在1983 年出现的内部版本内容稍微丰富，因而 也就受到青睐。关于“论十大关系”这篇文 章，有关的段落实际上是一致的。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5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第30 页。点看，这个问题与纵向的双重领导有不解之缘（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这在《论十大关系》第五部分中明确提了出来：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希望中央各部要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订工业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②上面引文中的最后一段，是关于1956—1957年所采取的政策，即在中央各部仅仅保留对大型或重要企业、特别是重工业领域的企业的直接控制。而把其他的工商业企业交给地方去搞（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种结果所形成的复杂模式一直是许多研究者研究的对象。20年以前，弗朗兹·舒尔曼对他所谓“分权模式Ⅰ”和“分权模式Ⅱ”所作的划分至今仍不失其价值。“分权模式Ⅰ”指将决策权转给生产经营单位自己掌握，而“分权模式Ⅱ”意味着将权力下放给某些下级或地方行政机构。他把陈云看成是第一种模式的倡导者，这种模式将把中国引向南斯拉夫式的经济道路。毛泽东和刘少奇则是第二种模式的支持者。然而，他发现，陈云的方法是集权模①式、分权模式Ⅰ和分权模式Ⅱ的“矛盾”组合。
哈里·哈丁用六重标准来研究这一问题，同样得出结论说，1957年秋季八届三中全会所采纳的政策 （实际上是由陈云起草的）是一个“折衷主义”
②方案，是集权与分权的结合。事实上，这样一个矛盾的或“折衷”的方案反映了当时各个领导层中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强调的重点不一。舒尔曼又进一步说，在“大跃进”年代，这项在“真正的对立统一体”
中结合集权与民主的政策，是由“一般政策推动的集中和特殊政策推动的分③散”所组成。明确地说，他这里称作“一般政策推动”基本上是指毛在1953年顺口溜中的“大权”；“特殊政策推动”（或产生这种推动力的权利）相当于“小权”。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修订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指示实际上为大跃进制订了蓝图。在这个指示的第28条，第一次摘录了1953年的那首顺口溜，然后做了如下解释：
“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 ② 这一文本基于中国官方文本，在翻译出版的《毛选》第5 卷第293 页。但翻译在有些地方有所修改，使 用了S。施拉姆在《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2 页中的词语。 （参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5 卷，1977 年版，第275—276 页。——译者） ① 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167—175、196—198 页。 ② 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107—115、175—182 页。舒尔曼和 哈丁都是 根据关于陈的观点的第二手材料；陈云自己的话现在可以在尼古拉斯·拉迪和肯尼思·利伯撒尔编的《陈 云的中国发展战略：一种非毛主义的选择》一书中见到。 ③ 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86—87 页。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 ①我们将会看到，这段文字既是为了处理上下级关系，也是为了强调党的协调作用。毛有意强调“大权独揽”这个流行的格言与“独断”一词之间的对比关系。按他的说法，独断通常表示个人的专断或独裁决策。这再次表明，他没有在强调需要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方面退缩——或者说他在实践中努力贯彻这种思想。
那么，这种集权怎样与基层真正的、意义重大的“小权”（虽然是下级权力）结合呢？主要是通过党的协调作用来实现的，主要的内容毛在 1953年顺口溜的评论中已经提到。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一元化”的字眼，但他在这里所强调的东西是他的思想核心。“一元化”意为“一体化”，“使之坚如磐石”、“使之成为一元论者”，这在延安时期他的统治哲学中已大②部分成型。在1956年4月的讲话中，他回忆延安时期，为了对付根据地过于分散和地方闹独立的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性”（从俄语partiinost翻译而来）的决议，“实行一元化”，他接着说，“但保留了大量的自主权”。③1958年，毛对于1953年顺口溜的评论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长制已经名声扫地。在人们所见到的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中，他认为“集体领导④与个人作用相结合”，等同于“党委与第一书记相结合”。这可以看作是毛对延安时期所理解的一元论领导的重新肯定，是作为反对高岗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提出来的。对于高岗来说，一元化非常接近于“铁板一块”的意思，按他的观点，铁板一块模式的组织暗含的是，诸如工厂之类的每一个实体都只能向外部某个权威负责，这个权威在实际中就意味着北京相应的部。作为与这一权威保持联系的代表，工厂厂长在自己的工厂内部也就必须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按照毛的观点，一元化领导不仅仅要在中央一级实行，而且也要在地方实行。甚至“小权”也不能没有领导而乱来。毛的观点在50年代末期是流行观点。一元化的领导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毛明确提出，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的控制首先是原则问题的决定，然后是督察这些原则的执行情况。
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进一步讨论，我们最好是放一放，在研究大跃进时期毛整个的政治和经济策略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现在，要完成对于统治方式的讨论，我们回忆一下他在1962年1月的讲话就可以了。在那篇讲话中，毛泽东在提出民主集中制必须“既在党内又在党外”贯彻之后，就像在延安时期那样，他又一次强调说，集中甚至比民主更重要。他接着说，真正的集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 页 （由S·施拉姆翻译）。 ② 关于这一概念意义演变的更详细讨论，见 S。施拉姆：“中央集权国家的分权：理论与实践 （1940—1984）”， 载S。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第81—125 页，特别是第 87—89 页，关于“一元化”一 词，也见《剑桥中国史》第13 卷第864—866 页，施拉姆写 的一章。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6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31 页。“关于增强党性的决议” 1941 年7 月1 日由政治局通过（鲍大可：《毛的中国》第156—160 页），当时没使用 “一元化”一词，但强调 了集中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重要性。毛公开认为这一讨论是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第 一步，这在1942 年到1943 年有进一步的表达。 ④ “1958 年1 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148 页。《毛泽东思想杂录》 第79—80 页，《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