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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总数我们不得而知。在起诉“四人帮”时提到729511人，受到“四人帮”及其同伙的蓄意“陷害和迫害”，据说其中3。48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些人包括：河北近3000人，云南1。4万人，内蒙古1。6②万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1万人。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根据一个消息灵通的③中国人的估计，认为有40万人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一些特殊省份如福建和广东的死亡人数做出的推断有些偏高，从70万人至85万人不等，这些数字是根据经受暴力和混乱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推断出来的。有理由估计，1967年中国约1。35亿城市人口中约50万人直接死于文化大革命。
除了刚才考虑的直接后果外，1966—1969年的事件也有长远的影响。首先，红卫兵岁月产生了支离破碎的领导和软弱无力的政治机构的爆炸性结合。中央和省领导分成几派：资深的党的官员、解放军军区和主要部队的指挥员、群众代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低层干部。党的权威出现了严重问题，取代了党的革命委员会只被当作政府的临时机构。文化大革命批倒了60年代初期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组织准则，但是，新的领导人在用什么取代它们的问题上又无统一意见。
在随后的7年半时间里，权力分散形成了格局，主宰了中国政治，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首先，文职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林彪要使军队控制文官政治，并使其制度化的努力并不成功，1971年秋他坠死之后，努力使人民解放军脱离文职事务的尝试更为奏效。60年代后期还产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后的纲领的定义的斗争，使得想恢复60年代初期政策的、更为保守的官员与希望对工农业和文化生活制定一整套更加平等和民粹派纲领的、激进的领导人相互对立。而在党 ① 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② 《一场大审判》，第21 页。 ③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 《中国：在苦海中生存》，第348 页。的九大选出的政治局里，权力分散十分明显，此后，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官员（如邓小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如江青），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军官（如林彪）和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层干部（如华国锋），为继承毛泽东权力而不可避免地展开严重的斗争。总之，1966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带来了七八年动荡幅度较小的岁月，只有在1976年10月清洗“四人帮”和1978年12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才被清除。
然而，1976年秩序的恢复以及1978年经济政治改革的开始并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最终消失。当中国进入80年代中期时，文化大革命两个持续的后果显著而广泛地存在着。一个后果是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和党委。派系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来，并在70年代中期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
派系冲突严重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的俘虏。
另一个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由于400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是红卫兵——在1968和1969年被重新安置到农村，正常形式的学校教育中止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发生急剧而常常是破坏性的变化。尽管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的家中，但是，大多数人无法完成教育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得更糟了。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这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
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对有些人来说，转折点是“一月风暴”后限制和解散红卫兵，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现在成了这场运动的替罪羊。对其他人来说，关键事件是在 1966—1967年“大串联”期间或在随后几个月的上山下乡期间对中国农村贫穷的发现。有一名原红卫兵经历过这些后觉醒，1967年他逃到香港后，在与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他是代表整整一代人说下述这番话的。
我无法描述对 （1967年） 3月以来事态发展方向的愤怒。那些兔崽子们（解放军及他所在中学里的军训排）把我们全都仍出窗外……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时，我们确实成功地夺取了权力。现在，这些杂种们把权力全部抛弃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生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代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20多年。……在短短的 10天中，我的世界观受到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的挑战。①人与人之间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中国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极被动和缺 ①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第214—217 页、222—224 页。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望。人们普遍认为，70年代 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 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过 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 机会。以后，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在 70 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订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领 和具体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却是毛 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老干 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运动结束，这有助于形成进 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 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 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 济秩序的重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 对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 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 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疫。当然，从80年代 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 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 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 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 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 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 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①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战争威胁而突然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两派；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军队乘苏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