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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7 页；关于界河航行规定，见 《人民日报》，1966 年4 月20 日；苏联人未接受这些规定，如果接 受的话，他们就等于承认中国对所有的有争议的岛屿和这两条界河的航道都拥有主权。苏。在武元甲将军已经决定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后，中国还告诉越南人应该怎样进行斗争 （如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越南劳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一边而不顾此举会对越苏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
最后一点，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成北越收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共产主义的①印度支那。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可以共产主义化，但不能统一。
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南共产党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立更生的好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70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下根了。
②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被动。北京无力有效地回应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1965年9月，印尼共产党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苏哈托政权大肆迫害所有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分子，允许军队和普通公民发现多少杀掉多少，常常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
③中国当然很尴尬，很痛心，但却无能为力。然而，当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进而波及到中国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员及设施时，进行合法干预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1966年春夏，袭击、抄家、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和一些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使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之外，仍然无所作为。当华侨普遍受到迫害时，中国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亚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①19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去接运华侨。中国最后共接回4000余名华侨。
鉴于印度尼西亚如此挑衅，中国应立即断绝外交关系。然而，想不到中国当时会采取那么软弱的政策。在每个阶段，采取断然措施的都是印度尼西亚而不非中国。只是到后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 ① W。A。C。阿迪：“中国与越南战争”，《密宗》第8 卷，第6 期（1966 年11—12 月），第233— 241 页； 安泰顺 （音）：“中苏争端与越南”，《环球》第9 卷，第2 期 （1965 年夏季号），第 426—436 页；哈 罗德·C。欣顿：“中国与越南”，见邹谠编：《中国在危机中》第2 卷，第 201—236 页；约翰·W。刘易 斯：《中国与越南》，见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简报》，第53—56 页；劳伦斯·普拉特：
《北越与中苏紧张关系》，第197 页；罗伯特·A。鲁本和罗伯特·法雷尔合编：《越南与中苏争端》，第 120 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莫斯科、北京、华盛顿与越南的战争”，见阿伦·A。施皮茨编：《当代 中国》，第14—20 页。 ② 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廖广胜（音）：《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 的联系（1860—1980）》；戴维·W。P。埃利奥特编：《第三次印度支那冲突》中由萨特、波特和加雷特撰 写的章节。 ③ 唐纳德·欣德利：“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力与1965 年10 月政变”， 《亚洲研究杂志》第27 期 （1969 年），第237—249 页；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第144—170 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 《中国季刊》第28 期 （1966 年10—12 月），第193 页；第29 期 （1967 年1 — 3 月），第196—197 页。红卫兵闯入并焚烧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形势才转为对印度尼西亚人不利。
而在196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已经显露，加上北京的力量达不到远离国土的地方，致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状态。在与苏联、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中，中国唯一可用的选择是，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和北京无发言权的国际事件及决定作一些口头上的反应。
第二阶段，1966—1967年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无事。其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内的事态休戚相关。当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相当的。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初次示威发生在①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正确的革命方法：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②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 （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
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③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④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 ① 《远东动态》，1967 年1 月30 日。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 《中国季刊》第29 期 （1967 年1 — 3 月），第193—195 页；第30 期 （1967 年 4 — 6 月），第242 页。 ③ 同上，第30 期 （1967 年4 — 6 月），第244 页。 ④ 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 《苏中关系（1945—1970）》，第294—295 页。①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这些行动在 1969年和 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②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降至最低点，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有一些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对中国来说，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虽然还未公开）。
③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爆发边界冲突的客观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
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香港的骚乱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符合毛所定的易点燃社会经济革命之火的地区的标准，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过去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
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
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