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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的起义领袖，有时是一位农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贵族，乘机用暴力推翻旧的王朝，并消灭其他起义领袖，建立新的王朝。而那些在开国皇帝夺取政权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们，在新王朝里，就会掌握重要的职位。①通常，新王朝取代旧王朝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时期，但表面上却是干净利索地选定某年为新天子登基的开国元年，君权就此交替。这种做法掩盖了战乱的实质。这一点，在清朝走向衰落以至最后灭亡的相当长时间里，以及随后几个政权的争夺权力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这场长时间的斗争，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标志达到顶点。
在清王朝于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1842）中被英国人打败之后，几十年里，满人同时受到了外国侵略和国内起义的困扰。清王朝的最初反应是按照传统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相当无效的。地方勤王大①员因此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以此来补充无能的帝国军队。最后，清王朝开始实现国防近代化，这方面的成功，促成了新军的创建者袁世凯的崛起，使他成了政权经纪人和政权执掌人。作为政治权力的经纪人，他导演了1912年的末代皇帝退位，同时，作为政治权力的所有者，他支配了中华民国②初年的中国政治， 军人执政的时期开始了。
袁世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妄图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但仅做了83天自称的皇帝便一命呜呼。此后，中国便进入军阀混战时期（ 1916—1928）。在这 ① 有关西汉取代秦朝的情况，请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 卷第110—127 页；隋唐变迁，则可参考《剑桥中 国史》第3 卷第143—168 页；元明变迁，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7 卷第44—106 页。 ①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4 章。 ②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1 卷，第383—388、529—534 页，以及第12 卷第4 章。个时期里，无论袁世凯从前的部下还是他的竞争对手，都未能取得足够的优③势，替代袁世凯的角色。北京政府已名不副实，政府控制权又走马灯似地从一个军阀转移到另一个军阀手中。那些曾经密谋推翻清王朝，接着就被袁世凯排挤在一边的革命党人，由此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会一事无成，或受制于军阀的不可靠的支持。就在那时，孙中山开始转向莫斯科。1924年，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的军事助手蒋介石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以培养忠于国民党的革命军军官。④如果孙中山不是在1925年过早逝世，改组后的国民党就可能发展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能使它的军队为其革命目标服务。他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由于蒋介石握有军权，他很快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当蒋于1928年建立国民党政府时，虽然国民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军队却是政权的最终力量来源。①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军官和干部参加北伐，使蒋介石得以取得打倒军阀的战争的胜利。但是，当蒋在1927年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时，毛泽东同当年的孙中山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没有前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②在井冈山根据地和江西苏区，他和他的同志们创建了革命军队，并形成革命战争的战略，依靠这些，20年后，他们在内战中打败了国民党。③在共产党领导的、后来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存在④着根本的区别。毛坚持认为，党应该指挥枪，而枪绝对不能指挥党。人民解放军不能再是另一支军阀部队，甚至也不能像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模式（即军队占支配地位的党军关系模式）那样，而应该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为实现党的革命目标服务的革命军队。
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在战斗最激烈的关键时刻，当生死取决于⑤军事指挥员的决心时，党领导军队的理论原则就难以付诸实施了。如果谁像毛泽东那样，既要依靠将军们支持来夺取政权，又过分强调要将军们服从，①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确实，毛泽东的政治权力出自枪杆子；他的方法是保持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因为从1935年直至他逝世的4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③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6 章。 ④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2 卷，第540 页。 ① 参见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224 页。 ③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3 卷，第4 章。 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224 页。 ⑤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明显违反了毛确定的避免没有胜利把握的大的攻势的 原则。在彭 的回忆录中，他承认没有同中央军委协商就考虑该战役，包括过早地进攻，是错误的，但他同时引用了毛 的一份电报，作为毛同意发动该战役的证据。当事情过去1/4 世纪 的文化大革命中，彭仍然在这个问题上 受到猛烈的批判，似乎当初发动这场战役，违背了毛 的意愿，或者至少违背了他更高明的判断，他的同意， 可能仅仅意味着以此维持一个团结的 门面。有关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思想，请参考《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180—183，227— 232 页；有关彭德怀的观点请参考他的《一个中国元帅的回忆录》第434—437 页。 ① 参见雷蒙德·F。怀利：《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 1945）》，第68—71 页。而且，当将军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打下江山以后，怎能拒绝他们分享胜利果实呢？当然不行。50年代中期，当高岗谋取毛的接班人位置时，他就努②力寻求那些他认为在解放后的权力分配中所获甚微的将军们的支持。虽然高岗失败了，但党的领导层却从中获得了某种信息。林彪，一位似乎已经被高岗的观点所吸引的军人，很快被提拔进入政治局。1956年八大以后，十大元帅中有七人进了政治局。③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对毛的大跃进路线明确提出挑战时，军队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证实。彭愿意出头可能归因于许多因素，但它的意义在于，只有军队的现任首脑——国防部长具有这样的结构性权力基础，去发动进攻，非难主席的能力和权威。毛一直以为，军队是自己的稳固堡垒，彭却从这里发起突然袭击，使毛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伤害。这一点，可以从他猛烈的反击中衡量出来。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当他最后把问题上升到要求大家在他和脾气暴烈的国防部长之间做出选择的程度时，才终于迫使其他元帅接受了彭的辞职。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虽被贬黜，但解放军在政权中的地位却提高了。林彪取代彭担任了国防部长。林从30年代初开始就是毛的信徒，这使主席更加坚信军队对他和他的思想的忠诚。当林彪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向军队发行第一套毛语录的“红宝书”时，人民解放军被称为榜样，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榜样。①这样，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党的领导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他可以相信，另一个主要的革命机构将会支持他。后来，当红卫兵发现打倒省里领导人比预料的要困难时，毛又能够号召人民解放军支左。而当因胜利而得意洋洋的红卫兵陷入内讧，发生武斗，中国的许多城市成为武装冲突的战场时，1967年夏天，陈再道将军弹压了武汉的武斗。虽然陈将军本人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但极左派干部也被清洗了。一年以后，毛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基础被瓦解了，林彪和他的将军们在九大取得胜利的道路畅通了。②对毛来说，问题仍是十分明显的，即使他在同事们中说苏联攻击中国是③“军事官僚专政”简直不值得一驳。在其一生中，他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在他逝世以后，前景却是军队将支配党。共产党可能走国民党的老路。
他能接受这种前途吗？ ② 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2 章。 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通过长期战争夺取政权，他登基后不久，很快就谨慎地授予所有大将 以尊贵的爵 位。见 《剑桥中国史》第7 卷，第105 页。 ④ 参考《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第7 章。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2 章。 ③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请参考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第395 页。林彪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九大应该标志着恢复正常状态：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的政敌被打倒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内乱得到控制。早在1968年10月，毛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林彪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④ ⑤大胜利。”谈到前途时，林彪说，要“继续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也就是建立一个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新社会。对胜利者 （如果不是对受害者）来说，当他们能够最后重写历史时，文化大革命到此便应该结束了。
1969年这一年，原预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新的开端，就像20年前的解放那样。
但假如这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它本应预示的平静却是短命的，就像人们用这一名称所形容的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那样。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英们之间决定谁有权塑造未来的权力斗争，它就远未结束，而且实际上不久就发生了更危险的转折。斗争将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重建；国家机构的重建；以及外交事务。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斗争背后，是林彪权力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