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臃肿、预算庞大、效率低、无纪律、干部队伍中存在帮派主义等提出批评。他强调人民解放军需要服从党的政策。在以后的一次讲话中，他在所列的军队的缺点中加上了自负和惰性。④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工人的骚乱。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州、南京、南昌和其他地方的铁路工人罢工和阴谋破坏活动，这显然是“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左”
倾分子煽动的结果。4条主要铁路干线交通中断，引起了巨大的经济混乱。
①邓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秩序，同时也恢复了中央的控制 。王洪文一直未能解决杭州左倾分子挑起的冲突。邓就出动军队并逮捕了肇事者。②在寻求解决经济方面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方法时，邓召开了会议并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制定了三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8月18日公布）；《关于科学③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胡耀邦、胡乔木和其他人起草，9月26日公布）；《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邓力群起草， 10月中旬公布）。④在左倾分子要求实行更加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的煽动下，这一年的六、七月份在华中、华南地区爆发了罢工浪潮。这个关于工业的文件解决了这次⑤罢工浪潮的根源。文件谈到“一小撮坏人在”‘造反’和‘反潮流’的旗号下阴谋破坏工作”；也谈到了管理“混乱”；生产力低下、质量低劣、保养费昂贵、生产成本高、故障频繁；特别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业问题严重。
⑥在这一文件提交给国务院时，邓在批示中强调要支援农业，引进外国技术，加强工业研究，恢复管理秩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实施规章制度以及恢复⑦物质刺激。一个月以后，在讨论《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时，邓反复强调要加强培训，提高教育水平，提拔更多的学有专长的领导，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这就暗示在政治上少花些时间）。①正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文件对左倾分子进行了全面抨击，大量地引用了毛的早期著作来阐明不能因强调革命而妨碍生产的观点：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旦抓了革命，生产就自然地并毫不费力地提高了，这只是那些纵情 阅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0—641 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1—13、 27—42 页。 ① 于尔根·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过渡时期》，第127 页；房维中主编： 《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1980）》，第541—543 页。这些铁路干线是：天津—浦 口；北京—广州；陇 海线 （连云港—天水），联接沿海的江苏和西北的甘肃的主要东西干线；和联接杭州与南昌的浙赣线。 ② 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4 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的分析，参阅肯尼思·利伯撒尔：《中国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第33—49 页。 ④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50—555 页。 ⑤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8 页。 ⑥ 齐辛： 《“四人帮”案》，第246、 247、 257 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43—46 页；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 550— 552 页。 ① 齐辛： 《“四人帮”案》，第 287—295 页。②于神话的人才相信的观点。”难怪江青公开指责这三个文件为：“三株大毒③草”，而《总纲》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
江青在农业问题上也与邓进行了交战。在9月15日至10月19日召开的、有3700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她号召回到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的公社理想上去，并强调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邓回顾了60年代初期，那时利用各种刺激鼓励农民的积极性。④另一个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为当代政治目的服务的古怪例子是，江青在她的大寨讲话中通过贬责一本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男主人公来影射邓小平。她宣称，“必须认真阅读这本书，看清这个叛徒的面目。……宋⑤江那个人搞了许多两面诡计” “……宋江架空了晁盖，难道刚才没有人想架⑥空主席吗？我认为有几个。”尤为独特的是，这种《水浒传》比喻并不是她的思想，而是来源于毛对宋江的投降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批判，“四人帮”中老练的辩论家姚文元迅速抓住了这一主题。⑦①在邓小平当权的一年中，毛的行为是矛盾的。他支持邓的措施，保护它们免受“四人帮”的攻击，但同时又提出了他自己的“左”倾思想，并允许张春桥和姚文元宣扬他们的“左”倾思想。他反对工资差别、接劳付酬和商品交换。他说，在这些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差别不大，只是所有制发生了变化。由于受到毛的讲话的鼓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33条语②录。他们精心挑选了那些能说明他们自己观点的评论。在毛的许可下，张和姚都写了主要的注释性理论文章，以论证他们自己或毛的观点：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性；论商品交换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危险性；论物质刺激鼓励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令人担忧的崛起；论向集体所有制更高阶段进而向国家所有制推进的紧迫性，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③毛的模棱两可可能反映出他已丧失了决断力。这是理智和感情的真正矛盾。这也可能是他身体日渐虚弱的表现。从1974年初到1975年8月，即在毛接受摘除白内障手术时，他已不能看书了。由于他的机要秘书生病住院，毛不得不依靠他的年轻女秘书张玉凤给他读官方文件和报纸。1975年底，毛患了帕金森病，已说不出话了，甚至在会见某些外国要人时，只能靠写或发出只有他的随从能理解的咕噜声与他们交谈。根据张的回忆：
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 ② 同上，第227 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6 页。 ④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29—130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 1980）》，第552—553 页。 ⑤ 《中国历史研究》第12 卷第1 期 （1978 年秋季号），第55 页。 ⑥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4 页。 ⑦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73—574 页。关于《水浒传》事件的详细论述，参阅戈德曼，《中 国的知识分子》，第201—213 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8 页。 ② 同上，第644—645 页。 ③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型和表情上进行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①毛的左倾侄儿毛远新似乎在1975年9月底从东北调到北京，充当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他也反对邓。毛远新像埃古 （莎士比亚剧作《奥赛多》中的反面人物——译者）一样，歪曲邓的报告并把他对邓对文化大革命忠诚的怀疑都送进主席的耳朵。他找到了一位富有同感的倾听者。②所有这些因素也许会有助于改变毛的态度。但考虑到毛与邓交往甚长，毛在 1973年就天真地认为这位从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人物已改变了他的缺点，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假设是，毛提拔邓小平是一个策略，其目的部分是为了蒙骗军队以更有效地解决“毛之后，哪一派统治？”
的问题；部分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解决“毛之后，谁接班？”这一问题。他在1975年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表示他已改变了他在“毛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长期坚持的观点。
周的逝世和邓的下台甚至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以前，批判邓小平政策的浪潮已逐渐兴起。“四人帮”可能觉察到主席对邓的容忍正在消失，于是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打倒他。正如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初战战场是知识界一样。
一位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或许受到邓的支持者的鼓动）两次写信给毛，诉说了“四人帮”在那里的忠实追随者迟群和谢静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毛把这视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11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