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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农业万岁！： 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1 页。 ② 参见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风中的农村市场和交换”，载佩里和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 革》，第83—109 页。 ③ 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摧毁公社制；同上，第138—139 页。 ④ 参见理查德·J。莱瑟姆：“农村改革对基层干部的影响”；同上，第57—73 页。 ⑤ 这一评论是根据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国的观察和交谈所做。 ① 关于进行的一次讨论参见伊丽沙白·J。佩里：“社会骚动：增长中的怨言”，戴约翰·S。梅杰编： 《中 国简况（1985）》，第39—41、45—46 页。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中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掺进“致富光荣”的成分。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过来又将使中共继续避开阶级斗争，把经济发展当作它的主要目标。
正如德怀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业改组和市场改革的复杂性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不像非集体化那样，采取一个单一的步骤就能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突破。相反，城市改革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
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乡村农民收入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上涨而受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中共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胁。党员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共党内“红”（政治热情）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共产党自身的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
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超越自然①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 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②能解决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似乎只有以它的能力和成功来证明它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不少问题，它的基础是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对信仰和精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声称能解释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官僚精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推崇也岌岌可危。
③改革者试图把党政职能分开，这使党的作用日益削弱。把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据说是要党的干部集中精力处理全局性的原则和路线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 （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无需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在工作将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但在一个全部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老党员并参与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议事的国家里，“纯粹”的党的官员的作用是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当然，他必须开动党的机器，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已让位于经济发 ① 参见乔治·厄本编：《毛主席的奇迹：忠诚文学概要（1966—1970）》，第1—27 页。 ② 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72—174、179—181 页。其他三项原则是社会主义 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03 页。①展的时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用确的。胡耀邦在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忽视了党政职能的分离，似乎想要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权对国家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发表意见。他多次出国访问，仿佛他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②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党的权力。胡耀邦在报告中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时说，现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③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章的一条条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证。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强调法治 （——它是对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的反应），并通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力最终会危及每个人。④对党进行正式限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根据邓的说法，这些行为“不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在中共党内并不是新鲜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以解释为毛为激发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试。邓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坏性，他想激发群众，但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革命。为此，党员干部再次被推到一边。
尽管对党的权威有这些限制，但普通农民、工人、管理人员，或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官员面前仍谨慎行事。习惯于服从和对受苦的记忆抑制了过分地考验这种新的宽容的任何尝试。官僚们也许处于守势，但他们仍有很大的权力。
那也许是历史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论。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权威的削弱，随后实行的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搞活城市经济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显示了社会对国家的潜在作用。这个潜在作用可能比从前中国统一在一个强 ① 这种困境大致上与西欧民主国家中党的官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野时期，党作为党的生命力显得突出。 因为它是国家中用以发动“阶级斗争”的煽动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罢黜现政府。如果策略是成功的， 并且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部长，那么党的作用将大大地减弱，因为它的领导人将集中精力管理国家并保证 经济的繁荣。从那时起纯粹的党的官员将起着 次要作用，很少干预政府政策，但同时要求普通党员保持对 政府政策的忠诚。 ② 在1981 年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即在胡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短暂时期内，这也许有某些道 理。但在1982 年9 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之后，这就没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管他名义上的头衔是什么。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9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强调法治引起了不少问题。关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R。兰德尔·爱德华 兹、路易斯·亨金、安德鲁·J。 内森：《当代中国的人权》。 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10 页。大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任何时候都大。毛曾一直强调，坏事能变成好事。在1989 年的天安门示威中，这些萌发的社会力量最终对国家权威的统治提出了挑 战。①第五章 对美开放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中，对美开放可说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执政27年间所采取的主动外交行动中，中美和解最能表明他欲确立中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决心。就近期意义而言，中美关系的恢复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国际上的隔离、孤立处境；而其长远意义则是结束了中美间外交长达2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恢复，北京在70年代和8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是很困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从1968年开始出现中美和解的迹象起，毛就对和解的进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近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对中国长期加入现行国际体制是极其不情愿的。战略与政治上的需要使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好，特别是要与美国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和解。由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毛难得承认他所采取的行动是虚弱无力所致，甚至不承认中国及其宿敌同样在谋求和解。因而毛从未充分认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重要性。毛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所以他一直支持其文化大革命的盟友进行反对那些比较愿意使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的斗争。
由于那些力图执行毛的外交政策指示的领导人忙于解决中国内政的一些危急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波三折极不顺利。国际局势的动荡也干扰了中国的外交进程，致使中国虽然卸掉了以前外交政策所积累下来的沉重包袱 （特别是与越南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与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关系问题。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更迭的影响；领导人的更迭屡屡妨碍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