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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63］，而八九倍于此的银子则流入了宦官及其爪牙的腰包。
明王朝为内库收入这三百万两银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上，沈一贯曾指出为矿税使而支出的费用达到每年八百万两［64］，而矿税使破坏性的横肆掠夺，更使得“贫富尽倾，农商交困”，国库亏损。政治上，宦官与官员、百姓矛盾重重，比较正直敢言的官员被逮问罢黜，百姓被迫得“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终于激成了包括山东、湖广、辽东、福建、陕西、山西、广东、云南、京畿和南直隶在内的广大地区里大大小小的民变，参加者甚至有官员、士人。结果杨荣被杀于云南，高淮被逐于辽东，孙隆逾墙逃跑，陈增一夕自经，更多的矿税使则是灭了威风，被撤回京。这些都反映了“天下之势如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65］。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内部争夺财富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环绕矿税的争论，皇族集团与官僚集团——特别是南方地主阶级代言人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对这种封建统治险象横生的局面，高攀龙曾惊呼：“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66］尽管如此，矿税仍延续到神宗死去时，才得以遗诏停止。
2。 仓储
明代仓储有中央的和地方的两种。地方的由布政司府州县自己管理，归地方掌握使用，中央的由户部管理。自宣德末年开始，在京、通二仓设置了总督中官。正统三年（1438），令户部侍郎一员同内官总督在京、通州粮仓及提督马牛羊等房草豆料，以后总督中官逐渐增至二三十人，设中瑞馆管辖。从此，“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具体表现在：
第19节：明朝宦官与经济（6）
（1） 管仓宦官之滥增
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疏称：“仓、厂、场、库，钱谷之要也，今皆内官主之。……每处置一二辈足矣，今少者五六辈，多者二三十辈”［67］。但问题提出后未受到重视，人员仍在继续增加，如临清州，有临清、广积两仓，以前只有监督内臣一人，后增至两人。天顺等年亟罢，其后增至九人。正德五年（1510）九月后，只存六员。正德六年（1511）五月后，存留三人。但正德后期，仓粮数额未有任何增加，而监督骤增至十五人。这管仓太监十五处除均有“修理衙门、买办物料、人匠工食、工差人役支给等项”费用要供应外，还有大量随员。计管仓太监内掌敕杨太监一人便要跟用门子二人，皂隶二十二人，其余十四处每处门子一人，皂隶二十人，统计共占用门子十六人，皂隶三百零二人，俱在临清州服役。再加上投跟者众，以致“仆御骑从每相望于途，而驿递等衙门日不暇于应给”［68］。面对这种情况，正德十六年（1521），下令在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场、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查参取回时，又令临清仓监督内臣，止留见在二员，并不许纵容下人生事害人，以后不必添补。嘉靖元年（1522），又以户部屡奏监督“冗滥积弊，实为国家大蠹”，诏革中瑞馆及各官署。嘉靖三年（1524）议准今后京、通两仓太监不许添设。嘉靖十七年（1538），题准今后十库不准增添内官。但尽管如此连续下令，实际上监督内官以后仍时革时设。万历时，惜薪司竟至“朝进一人，暮进一人”，致“几十倍于前”［69］。可见管仓储内官人员之冗滥，已成难于改变的积弊。
（2） 内府各库监收宦官之横索无厌
内府各库包括内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赃罚库、广惠库、广盈库、天财库（亦名司钥库）、供用库等十二库，库各有专门职掌。弘治时，给事中胡易曾劾监库中官贺彬贪黩八罪。有鉴于此，弘治十七年（1504），孝宗下令：百姓输纳钱粮到京，凡遇收放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衙门管事内使家人，有勒巧取财物及纵容下人通同作弊，致使揭债经年屡月不得完结者，治以重罪。紧接着，在正德元年（1506），武宗亦下令：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处仓场收受钱粮，除旧例该用铺垫席秸等项按户部规定的数目取用以外，不许以前指各项使用为理由，勒要纳户财物。十六年（1521），又议准京仓收受粮斛，照旧止令原来委派的主事督收，不准提督太监违例攘收，纳贿作弊。尽管如此，正德时台州卫指挥陈良纳军器，仍因被索贿赂，未能满足内官要求，以致稽留八载，乞食于市。而京通仓提督太监蔡用等，则欲将已革去的晒夫、囤基、各色财物岁计银七万四千两仍行追收。嘉靖七年（1528），又议准凡遇有指称太监名目，勒要茶果等钱的，准各官员并缉事衙门逮捕，审问枷号。八年（1529），世宗下令每年差给事中、御史各一人，于内府内承运等库并各监局巡视监收，禁止和革除种种奸弊。真可谓三令五申，似要务行禁绝勒索之弊。但是嘉靖十四年（1535），提督京、通仓场内官监王奉、李慎互以奸赃讦奏时，户科给事中管怀理就指出，在处理仓场钱粮诸事上，宦官只知恣意索贿，于国事毫无裨益。十五年（1536）遂又议准长安等门守门人员，有仍前科索解户财物的，准许题参逮问。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科索并未得到有力的遏止。
隆庆二年（1568），给事中王玺等又指出内库之弊，在外面的有三种，即“包搅花费”，“解户私逃”，“挪移延缓”。在里面的有四种，即“铺垫常例”，“守门科克”，“茶果馈仪”，“棍徒需索诓骗”。更有严重的，如甲字库内臣赵纲因为勒索，将解户活活逼死。
仓库内官横索之中影响最大的，一是内府收粮时的“增耗”，一是迫取铺垫。
增耗：内府收粮时常以增耗为名，大肆勒索，常常因此加收数倍。京、通二仓总督、监督内臣每收米万石，就勒索白金十两。以岁运四百万石计算，则得白金四千两。又各占斗级二三百人，迫他们交纳月钱。其中为害最大的是白粮。成化以前，粮户解纳白粮及各样合用物料时，由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验收，然后运送内府。弘治以后，部官避嫌，不肯验收，令小民直接交到内府。于是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点八石才被收下，各项物料有被迫纳贿四百两银后，才取得批回的。正德时，临清州纳米一百石，用银六七十乃至八九十两，粮户无法交纳，往往因此被捕，死于狱中。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揭露当时运粮纳粮加耗勒索的名称，有“太仓茶果”、“经司”、“该年仓官”、“门官门吏”，“各年仓官”
“新旧军斗”、“会钱”、“小荡光银”、“救斛面银”［70］等等。在这重重勒索下，解粮户唯有借贷赔纳，以致因此倾家荡产，甚至性命不保。到万历时，加耗更高达十倍，江南承担解白粮户，鲜有不破产者。
第20节：明朝宦官与经济（7）
铺垫：以铺垫为名，大量向商人迫取银两，是内府各部门的普遍现象。铺垫钱始于嘉靖年间，指内府收纳商人所交物料时使用的包装、垫衬等用品，由商人另外交纳，这就为经收宦官向商人敲诈勒索大开了方便之门。以万历年间为例，万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一再上疏，称：“年来办纳钱粮，苦于铺垫”，“京师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之籍，无不荡产罄资。投河经渎之惨，挈家载道之状，酸鼻刺心”。如惜薪司柴炭铺户王梁，交纳柴炭已超出原额一倍，陈洪则额尚未派，但均被供用库内官李进忠、吴进等以备办钱粮为借口，索取铺垫，把他们墩锁拶打，缚在烈日下暴晒，折磨得奄奄一息［71］。太监杨致中总理惜薪司时，除设管理、佥书等数十人外，还有守门、巡街、香匠、秤手、园头等等名目，这些都是张口待饱，游手好闲之徒。蜂聚豺贪，自然是各有分例，以致“各商每厂支钱，仅足铺垫”［72］。据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等统计，惜薪司每年共费库银十四万六千两，大半作了铺垫和各衙门的使费［73］。其他如光禄寺行户，他们交纳的米盐蔬果；素品腥肴，皆有膳盘装盛，但亦被索铺垫。如铺垫不能满足宦官们的要求，则任何物品均被抛掷作践，如撕裂织物，鞭碎水磨合式的炭条等等，甚至全部强行没收。办纳三十七处内外仓房场局草豆的商人，由于京库钱粮匮乏，他们不得不垫支银两，但内官仍然向他们索取铺垫，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据御史刘澄称，铺垫使被佥商的富户恸哭就死，诸司房却因有敲诈之机而沥酒相贺。《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殷商一再佥报，得二十二户，其中因行贿、托情而得免除或逃亡了的，共二十一户，实际仅剩下一户。
（3） 管仓宦官舞弊种种
管仓宦官经常盗窃库存物资，侵吞公款，并刮取太仓银入内库。监守自盗，是明代内库中的常见现象。弘治十八年（1505），大学士刘健等上言，“内承运库放支银两，全无印簿支销，二十年来累数百万，以致府藏空竭。”显然，这里相当大一部分落到了监库宦官的腰包里。虽然，本库内官也曾提出请派人前往查算，但在宦官势焰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敢认真清查。
嘉靖十年（1531）以前，监库钱粮仍然一直没有账册。这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高金等奉旨查勘御用监钱粮，发现内府所藏象牙、画绢等珍奇物品，被典守者侵匿无数，世宗才下令以后监库要立籍账备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立了籍账，要偷的还是照偷，不过多耍点花样而已。史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