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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对库藏甚至有直接偷盗的，如熹宗刚即位时，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后在廷臣的压力下，才匆匆迁出。当时，由于时间匆促，情势混乱，李选侍的近侍宦官有不少趁机盗取内库秘藏。其中因暗藏珍宝等物沉重，心情紧张，以致在乾清门外跌倒，把金宝撒了满地、被当场逮住的，即有刘逊、刘朝、田诏，后来又陆续抓住了王永福、姚进忠、姜升、郑稳山、刘尚理等人，都是李选侍的近侍。
（4） 宦官对太仓银及地方库藏的刮取
宦官刮取太仓银入内库，对于明政府的财政来说，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于内，京师不收括于外”。英宗时始设太仓库，收贮各省直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以及抄没的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的银两。故又谓之银库，归户部管辖。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以赏赐费用日多，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供用。十八年（1482）十月，又取太仓银四十万两入内库。这就开了取太仓银入内库的先例。
第21节：明朝宦官与经济（8）
弘治时，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储征徭羡银尽输太仓，遭到户部尚书周经激烈反对。周经认为太仓尽刮天下财，非藏富于民之意。但与此同时，内府继续借口供应繁多，三次取入太仓银共一百三十万两。
正德二年（1507）二月，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各地把历年积存的库存财物全部解送京师。后来户部尚书杨一清揭露，这批解送京师的财物，实际上有一半到了刘瑾的腰包。内承运库中官亦屡称内府财用不足，请支取太仓银。户部虽一再加以反对，但无效。《明史？食货志》载，到嘉靖时，原积有八百余万两银的太仓老库，只剩下一百二十万两。嘉靖三十七年（1558），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不待言，凡此种种，均足以使太仓匮乏，只好运南京户部库银八十万两来补充，并以临清、德州两仓积银二十万两拨归太仓。隆庆中，又数取太仓银入内库。隆庆四年（1570）正月，内承运库中官甚至用没有署名，没有印信的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当时户部尚书刘体乾以真伪难辨，拒绝支付，穆宗朱载还是命令“如数以进”。但当刘体乾提出要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两时，却被太监崔敏所阻，没有结果。而刘体乾终因与取银子的太监一再争辩，在这年六月，落得个被皇帝手诏勒令闲住的下场。
万历时，太仓银荒更严重。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户科都给事中杨恂等，在《看详月报帑藏尽空等事疏》中称：“接得太仓总督月粮钱粮揭帖，内开旧管新收与夫各项支放之数，犁然毕具，惟于实在项下，只注曰‘无’”［74］，可见已被搜刮尽了。即便如此，中官温泰还进一步要求“尽输关税、盐课于内库”。到了天启年间，大权宦魏忠贤用涂文辅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运、河道，核京师、通州诸仓。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一切仓库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如此，对京城外面唯一颇藏金银珠宝的南京内库，魏忠贤也不放过，仍“矫旨取进，盗窃一空”［75］。
对于地方的仓库，宦官亦常常直接间接插手其间。如在江南、浙江建的魏忠贤生祠，就把贮于镇江府库的十万两银子，贮于温州府库的十七万两银子统统花光了。而这些银子本来是准备用于备倭等国防急用的。
上述种种积弊虽曾屡被提出，但没有任何结果。如果说有所反应，那就是有关官员任事的被阻挠，或者得罪。甚至如隆庆初年，内官监太监李芳“任怨稽查”，取得了“一时内库为之一清，所省岁不下百万”［76］的成效后，亦逃不脱其他宦官的媒孽，终于受杖下狱，被发配到南京当净军。
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在藩邸时，就已深知宦官的为害，一上台就收拾了魏忠贤。但是，作为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他没有、也不可能铲除已经深深植根于封建专制主义肌体上的赘疣——宦官，反而在宠信和倚赖宦官的泥辙中越陷越深。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不顾吏部尚书闵洪学等朝臣纷纷的谏诤，命司礼监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六年（1633），派司礼监张其鉴等赴各仓，会同官员一起盘验收放。从此以后，宦官们还总理户、工二部钱粮、监督军需、军饷、盐课……总之，在皇权的庇护伞下，宦官对仓储的侵蚀，与仓中的硕鼠一样，从未停止，直至明亡。
3。 岁办、采办
所谓岁办，指每年各地上贡土特产。所谓采办，则范围极广，只要皇帝想起要什么，就派宦官四出搜求。这种派出宦官征纳、采购宫用物资，押运贡品或到当地监督制造御器，其实质都是利用皇权向地方进行勒索，因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大弊政，也是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极大祸害。
（1） 岁办种类之繁，数量之多——以南京贡船为例
据清初致力于研究明史的谈迁在《枣林杂俎》记载，南京贡船所装物品的种类及数量如下：“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苔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煎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但这从基本上来说，还算是有定额。更糟糕的是额外的，不时需索的采办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敲诈勒索。
第22节：明朝宦官与经济（9）
（2） 采办、岁办是公开的掠夺
据《明史？食货志》载，早在永乐时，买办颜料，已有“工役繁兴，征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的情况。永乐十五年（1417），内官马骐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弄得“人情骚动”。宣德初，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等，先后奏称采买劳扰民间，妨碍农务，靡费甚大。因此，宣宗曾下诏除军器，军需物品外，停止买办，召所差出内官着令还京。但实际上这诏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文，采办鸟兽花木珍异的内官之派遣，并未因此而停止。以吴中为例，宣德时“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如苏州一处，恒有五六人居焉，日来内官，……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77］。不仅吴中，其他地方亦有内官之遣。宣德五年（1430），遣内官吉祥持敕前往直隶应天、镇江等府州县并湖广、浙江等处所属河泊采取鱼只等项制造物件［78］。六年（1431）、七年（1432）均遣内使王宠等到长州等县买办布匹。这些内官、内使到处骚扰，贪纵为害，虐取于民。长州等县民人沈多福等，曾联名状告内使王宠等六年（1431）来坐买阔白三梭棉布700匹，因本地并不出产，于是“每布一匹，逼价银三两”，致“各行赔闭辏数，完足共银二千一百两”。七年（1432），王宠等“仍复到来，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封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以致“民力不堪”［79］。
不过，宣宗朱瞻基当时仍坐朝问事，对民愤太大的宦官，也曾给予严厉的惩治。袁琦等的被处死就是显著的例子。谭希思在《明大政纂要》卷二○载：当时，内使阮巨队等往广东公干，受内官监太监袁琦指使，借采办的名义，凌辱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以数万计。事发，宣宗于六年（1431）十二月，下令凌迟“自小随侍，颇称使令”，而得以逐步升为太监管事的袁琦，斩内使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阿可、陈友、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