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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点将录，真是荒谬绝伦。在魏忠贤一伙看来，东林党人既然与《水浒》挂起钩来，一个个成了天罡地煞，造反强徒，当然就更应该有理由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打倒了。这不仅对《水浒》是个严重的丑化，歪曲，更开创了利用《水浒》，搞政治阴谋、制造冤案的恶劣先例。
迫害史官，篡改历史
《历代通鉴纂要》，简称《通鉴纂要》，共九十二卷，弘治中由李东阳等编纂，武宗称帝后编完。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此书编成后，刘瑾无端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不恭谨，统统都给予了谴责。《孝宗实录》编成后，刘瑾憎恨史官们从来不巴结自己，把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咏等十六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去。魏忠贤对史官的迫害，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例如，编修公鼐，为人正直，天启时曾任实录副总裁，要求编纂实录时如实写上光宗的事迹，遭到拒绝，后被魏忠贤之流“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224］。又如缪昌期，万历进士，参加过纂修两朝实录。当杨涟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疏传开后，有人传言此疏是缪昌期起草的，魏忠贤闻之大怒，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先是迫使他落职闲住，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借汪文言冤案的牵连，将他逮捕，下诏狱，“五毒备至”［225］，害死于狱中。魏忠贤更令阉党骨干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领衔编纂《三朝要典》。此书共24卷，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旨、奏疏、档册，加上别有用心的按语，编纂而成，对东林党人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历史的是非，完全迎合了魏忠贤专权的政治需要。其恶劣影响，当时的史家曾慨乎言之，从此“则正史去籍，而伪史行矣”［226］。在魏忠贤等的把持下，实录也被篡改。崇祯初，修撰文震孟因纂修《熹宗实录》，取出《光宗实录》副本校对，发现《光宗实录》错误百出，最荒谬的是，对天启的册立及梃击、红丸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按《三朝要典》的口径写的。究其实，《光宗实录》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六日修成后进呈，但至天启六年（1626），阉党崔呈修等诬“实录非实，请旨重修”，遂将实录加以篡改，并在一年后，即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七日进呈，收藏于皇史。以致文震孟看到后，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要求崇祯帝“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显然，宦官专权横行日，即是史学遭殃时。当史学成了魏忠贤之流搞权术、耍阴谋的工具，史学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了历史真相。明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拉名人立传、题字，藉以自重。时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志铭及碑碣之类，必加书撰人，并篆盖题额者于前，至往往假显者之名以夸于人，此甚可笑。”［228］宦官有权有势，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就北京地区现存的宦官碑刻实物和拓片来看，数量还很不少。这些碑文，绝大多数是肉麻地吹捧宦官的。什么“达生知命，无愧天民”（《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生顺死安，名垂亿世”（《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一个个成了完人。甚至像王振那样犯下严重罪行的大宦官，被乱兵杀死于土木堡后，学士钱溥给他撰写的墓志铭，竟“称其忠烈”，时人陆式斋在诗中愤然抨击道：“王阉素称慧，轻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铭，千载孰非是！”［229］如此颠倒是非的碑版史学，只能是遗害后世的伪史学。
第45节：明朝宦官与文化（3）
奴性抬头，阳刚委顿
宦官专权，毒化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孳生出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马屁精、软骨虫，他们对宦官的祸国殃民，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刘瑾专权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纸价顿十数倍。虽元臣宿将，必曰晚生，曰门下生，而称瑾则有恩府、恩主，千岁公公之语。”［230］松江人朱恩，是刘瑾的老相识，在短时期内，被刘瑾从河南按察使提拔为南京侍郎、尚书。朱恩感恩戴德，凡是写给刘瑾的拜帖，下款都不写“拜上”，而写“顶上”［231］，意思是自己正跪在地上，头顶拜帖，真是肉麻之至。文武大臣们对刘瑾叩拜的热诚，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时人曾载谓：“当大贺之时，适瑾有私家之庆，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232］国家大臣，向阉人屈膝，本身已属荒谬，而明朝要员，向宦官跪拜者却争先恐后，越来越多。对此，王世贞曾慨乎言之：“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233］有些人还舞文弄墨，给刘瑾高唱赞美诗。如身为阁老的李梦阳，竟然为刘瑾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修建的玄明宫作碑记，“颂其功勋”，李空同在诗中感慨万千地说：“峨碑照辉颂何事，一谀死后一谀生！”［234］而至魏忠贤时期，更是一谀死后万谀生，生祠遍天下，“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一时天下如狂，廉耻节义扫地，至此已极矣”［235］。茅元仪把刘瑾时期、魏忠贤时期大臣的表现，作了对比，感慨地说：“国之大臣，原当尽言，况督抚都御史本风纪之司乎。余幼时曾见李三才极论天下事，取怒神祖，今不闻矣。王岳为刘瑾所逐死，山东巡抚朱钦极言之，瑾亦罚米三百石而已。今竟忠贤之世，巡抚唯称颂造祠而已。此世道升降默移，而人未察也。”［236］这里所说的“世道升降默移”，正是指奴性抬头，潜移默化的结果，一身阳刚之气，敢于说真话，坚决与宦官作斗争的大丈夫，越来越少，这是明朝宦官得以横行天下，几乎弄到河决鱼烂地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论，崇祯帝上台后，在处理魏忠贤“逆案”时，曾痛切地说：“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237］我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揭露宦官的文艺作品
但是，与“一谀死后一谀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文苑中良知未泯、血管中还奔腾着炎黄子孙热血的文士，毕竟还大有人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宦官的倒行逆施，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给正直的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揭露宦官罪恶的文艺作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闪烁着人民性的火花，丰富了明代文化的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诗歌领域
早在成化年间，王弼即写了《舶上谣》，揭露了宦官在江南岁办，声势煊赫：“千艘飞过石头城，猎猎黄旗发鼓声。中使面前传令急，江南十月进香橙。”［238］
正德初年，江南的著名文人徐祯卿，在京中大理寺任职，“时逆瑾用事，虐刑罗织，祯卿多所平反”［239］。他在《杂谣四首》中，写到“黄符下，使者来，狗觫觫，鸡鸣飞上屋。”形象地揭露了宦官擅政时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与刘瑾进行斗争，他还写下《猛虎行》，斥责刘瑾苛政猛于虎。同一时期，高邮诗人王磐针对刘瑾之流“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在大运河中耀武扬威，“每列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240］，写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朝天子？咏喇叭》，更为人们所熟知。
正德四年（1509），刘瑾为了谄媚年轻荒嬉的正德皇帝，在朝阳门外建玄明宫，“居民皆他徙，其坟茔数千冢，力不能迁者，皆发毁，号声彻郭外”［241］。直到嘉靖上台，才下令将玄明宫和其他一些刘瑾违制建筑的房舍“拆毁改正”［242］。韩邦靖在刘瑾被剐后，曾去玄明宫参观，写下了长诗《玄明宫行》，其中有谓：“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金碗常思埋甲盾，铜驼不解生荆棘。自古威权不到头，九重一怒罪人收。几人烈焰俱灰灭，一旦冰山作水流……门掩宫河十里长，山藏陇树一千行。今古谁存三尺土？奸雄空作百年忙。……夕阳漠漠鹤迟归，却忆玄明全盛时。千人举杵万人和，九仞为台十仞池……万民累足臣屏息，四海离心主不知。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只今不独刘瑾盛，帝主旁前安可知？……三穴那能穷帝旁，万机况复归司礼。”［243］这首诗不仅揭露了刘瑾建玄明宫时的扰民，更凝聚了作者对历史深沉的思考，指出宦官从来没有好下场，批判了皇帝倚重宦官，把大权交给司礼监，是完全错误的。“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的总结。显然，这首诗即使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观察，也是很有价值的。
第46节：明朝宦官与文化（4）
正德末年，蔡羽写下《辛巳书事》四首，其中的“内侍传宣总插貂，虎贲丝络递乘轺。尔曹肉食终无赖，天下军输半已凋”［244］，抨击了宦官秉政，破坏军输的行径。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刘瑾的故居离杨贵妃的毙命处马嵬坡才几百步远。
弘治癸丑（1463）进士、做过兵部右侍郎的莆田诗人郑岳，就此事作诗道：“明皇西幸蜀，嵬坡驻銮旗。六军不肯发，宛转缢蛾眉。悠悠百世下，抚迹空嗟咨。妖氛岂未散，阉竖复生兹。怀奸窃大柄，国势欲潜移。事颇天宝类，幸尔亟诛夷。群奸起嗣虐，四海成疮痍。乱阶鉴妇寺，永垂万世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