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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普勒编码，并过滤了杂波。为保险起见，我又翻回到原来的那些底片进行比较，没错，它们是不同的。
当今最新的理论认为，膨胀气团的气流位于振动的外相。据说，几亿年前星系中心的一次剧烈的爆炸造成了气团的膨胀。滚滚的气团不断旋转并向外扩张。最终它的能量与星系中心的引力相当。于是，当它减慢速度朝星系中心回缩，它转动的速度却加快了，在这种旋转运动中贮藏着能量，使它不再向中心收缩。这样，热气团将在引力势阱中振动，并慢慢冷却。
可这些电脑转换出来的图片说的却是另一回事。多普勒频移形成一个锥体。星系中心的速度最大高达每秒一千多公里，比以前所观察到的要高得多。它还超出了银河系自身的逃逸速度。速度值向外逐渐减小，朝早先那些底片反应的速度值靠近。
我叫来了程序总监。他审视了一遍显示出来的图片，也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知道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他的定论简洁、明了：人为错误。但是往下查阅却再没有听到他说是人为错误。他说：“一定是卫星传送进来的。”他键入操作命令，跟踪闯入者，看上去却有点迷迷糊糊。这些数据来自轨道上新的光学组合仪器——红外和紫外观测器。而且ＪＰＬ程序系统已很尽职地做了常规性分析。但是卫星控制人员明确答复不曾传送过类似数据。事实上，新式观测器两天前就被拿去检验并作线性测试。程序总监衬衣口袋里插着无数支钢笔，他下意识地摩挲着钢笔，耸耸肩，向我保证他会继续观察。
我凝视着多普勒锥体，翻到下一张。锥体变大了，频移也增大了。再一张，变得更大。然后，我注意到了一点：一种寒意渗入了我的全身，令我忘却了机房内随意的谈话声以及针式打印机时断时续的打印声。
整个观点都转换了。早先的那些底片显示的是从一个特定的倾斜角度拍摄到的某个特定的气云。而这张最新的底片显示观测系统向边上略翘起一个很小的角度后，拍到了小ＨII区的一个发亮的凝结块，使一小块膨胀的热气团变得模糊不清。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果ＪＰＬ程序完成了这种旋转和频移，它就应保留空白的空间，因为它无法填满这个新的空间：它们并非空白。是特殊的频移填满了光谱索引。除非原始数据中包含这些数目，否则ＪＰＬ程序不可能产生这么多的数目来。我久久地望着屏幕，一动不动。
那天晚上，我在暮色中沿着宽阔的帕萨德娜大道一路开车回家。我记起了一个月前在卡尔泰克大学诊所里那青幽幽的灯光下献血的经历。他们用一只奇怪的塑料袋装走了我的血，留下我一个人，肘弯处贴着个小小的药棉。半透明的皮肤下面，蓝色的静脉像纵横的河流，因为刚刚被抽过血，苍白得共皮肤一色。以前我从未留意过身体的这一部位，现在才发现它竟是如此娇柔，脆弱，毫不设防。我想起我的妻子在跟我约会时就喜欢我抚摸她这个地方，也想起我已很久没有和她肌肤相亲了。而现在，我让人在这儿戳了一针，把我充裕的生命注入一只塑料袋，再送给那些需要它的人们。
那天晚上，我还开车送我的儿子去学校参加露天聚会。校园里灯光亮如白昼，似乎要用它的光芒控制整个街区，让家家户户都从房间里走出来。我的妻子带女儿去了女儿的学校，没有她的帮助，我几乎无法辨认哪些是我们认识的人。当他们冲我随意地打招呼时，我从来没法立即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在我们的街区里，这样的夜晚聚会总衬托出像我这种专业类型的与众不同。今晚看到他们，我身边没有口才一流的妻子陪伴。他们驾驶的微型汽车，与那一大家子人相比实在太小了点。他们的脚上是过于随便的皮鞋，身上是剐从单位里下班回来还穿着的夹克衫与便裤，夹着放了孩子们功课的奶油色文件夹，以便与教师们交谈时好派上用场。他们的妻子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穿着干净利索的印花裙子，看起来是刚刚上身的。她们用冷嘲热讽的语气谈论着街区里的人际关系、债券的发行以及班级的大小问题。儿子硬拖着我一块一块地浏览教室里的墙报，上面有几篇他写的关于野生动物的短评。荣登榜首的展览作品是一个像比萨饼一样的木卫１０模型，是我的儿子用一只网球，涂上厚厚的黄绿色的油漆后做成的。它挂在一个漆成黑色的盒子里，看上去栩栩如生，轻灵飘渺。我的儿子因此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走过来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同时又告诉我一个不太好听的消息，说我的儿子阅读成绩不理想。说他很明显地将一些看似合理的短语“甲，然后乙，然后丙”排列成不合逻辑的搭配，把丙放到甲的前面，却不管那些提示他的逗号或是分号的位置。老师叫我别太担心，这只是个小问题，当然也得注意一下。也许在家里，我应该督促他再多做点阅读练习？我点点头，很明白其他那些科学家、电脑程序师和工程师的小孩们不会有这样的难题，而且在本世纪结束之前，他们就已预知下个世纪的教学用语将会是什么。儿子实事求是地接受了这个批评，却没一点担心的样子，跑开帮人家做蛋糕去了。我看着他夹在一堆女孩子中间，那些女孩子很可爱，做事情像长颈鹿一般笨手笨脚的。我记起从哪个长舌妇那儿听到过，他的老师有个患了癌症的母亲，难怪她的眉宇间总有驱除不去的忧郁。儿子拿着蛋糕走了过来。我和他蜷着腿抱着膝坐在小小的椅子上开始吃蛋糕。
一个念头突然很平静地闯入我的脑海，怎么也赶不走。我反复考虑着这个念头，对它进行初步的检验，感到它慢慢成形。暗暗地，我是既兴奋又紧张，但我肯定它是正确的。我刮掉盘子里最后的一点蛋糕屑和糖末末，低头一看，我的儿子已经在他的那只一次性塑料盘上画了一张蜡笔画：一个身形巨大的父亲在和儿子踢足球，两个人跑着，追逐着。
第二天一早，我在窄缝图象底片上完成了数据还原。小心翼翼地将底片覆盖在星系和曹景上，我成功地拍到了一连串照片，上面约略地显示出与最亮的那条蓝色射流平行的若干空间的图象。对由此产生的微弱信号进行测光，可以推断出射流密度的横断面。接着，用精密校准法推断出射流区中央的厚度。
数据贤料比较散乱，干扰很厉害，但我确信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射流有一层模糊的光晕和一个亮核。它的核心宽不超过一百光年，是一条细细的被高度电离的氢气团，像割草机将星系内薄纱般的尘粒切开。这条尺一般笔直刚硬的轨迹，以及它的稀薄和明亮的轮廓，一齐表现出一幅颇具诱惑力的画面。某个高能物体以极快的速度划过每一条弧线，吞噬了轨迹中一些物质，同时在膨胀过程中，这个物体急剧升温，发出灿烂的光芒，其释放出的紫外线和X射线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巨大的气团。接着，这种放射又使星系气流也被电离，在物体背后留下一道光痕？就像人们野餐以后在空地上留下的一大堆垃圾一样。
很明显，这个快速运动的射流源最大的可能就是黑洞。当我将这几道ＮＧＣ１０９７射流纤细的轮廓与星系重合后，发现它们正好交错在漩涡图案的几何中心上。
那天晚上，我从露天聚会回来，儿子已经在我的臂弯里睡着了。我和妻子边谈天边脱衣服准备睡觉。我向她描述了儿子的教室，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以及他的老师。妻子随口说出来的却是令人难过的消息。我一定是听错了长舌妇们的话，也有可能妻子在早餐桌上向我复述故事的时候，我正在思考别的什么难题。原来，并不是老师的母亲得了癌症，而是这位老师自己。我立即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我都快记不起来那女人长什么样了，虽然见到她只是一个小时以前的事。我问道她干吗还上班呢？妻子用她那新英伦人特有的直觉向我解释，那是因为上班总要好过成天盯着墙壁。每天的化疗只占用了她一小块时间。而且，不管如何，她需要钱。
窗外的夜色又干又硬，如燧石一般，而室内的气氛则非常温馨。我从镜子里看着妻子脱去印花布裙，身体向后仰着，双乳纤细得如同两弯新月，一节节的脊椎骨弯成一条安详的曲线，紧紧贴着床铺。我走到五斗橱前，胡桃木的橱面擦得很亮，严谨的长方形设计，收拾得一丝不苟。上面扔着些我一个小时尽家长义务带回来的东西：一篇讲述狨的字迹潦草的文章，儿子的绘画作品选集，他的阅读书单，在最上面是老师措辞温和的评语。这一切集中在一起给我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它们显示出在历时已久的一种爱心、抑或至少是欲望的驱使下；一个渺小的生命发生的倾斜。我的双肩依然担负着抚育我的孩子们的重任。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我的儿子刚开始学走路时，他每走一步就试图紧紧地抓住我的感觉。我的视线落到他的作文上面。我看得出来他怎样与从句的概念作着斗争，痛苦地要将杂乱无章的想法变成一个观点，以及怎样按固定的规范写出通顺的句子。在文章的上面，他的老师用宽容的流畅的笔调作了些评点，带着一种苍白的华丽色彩，像是对即将枯竭的生命的抗拒。她那女学生一般的笔迹似乎告诉我，面对一教室喧闹好动的孩子们，她必须强迫自己忘掉噬人的病痛，继续走下去。不管其它任何事情，她只有继续下去。
是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可以让黑洞摆脱深深的引力势阱并将其从星系中心推出去呢？只有另一个黑洞。威廉·萨斯罗在几年前就发现了这一动力学原理，在别的条件下，这种现象常常发生。让一窝蜂似的黑洞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互相沿着轨道运行。不时地，它们改变方向，像台球一样互相碰撞着，互相靠近，使周围的时空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