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真要感谢上帝，我生于１９４９年，这样我就根本不可能是纳粹听兵施暴后生的女儿。）
四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乡下的一所旧房子里，爸爸在附近一所很小的初级专科学校里教书，而放弃了去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的机会，因为他知道那对于妈妈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房子周围有许多榆树、橡树，还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枝叶忧伤地拂着屋顶。我们的池塘在初春和晚秋时节，会有几只鹅光顾，它们飞起来之前总要彼此拉开一段距离。（爸爸总会说：“你们可以假设这些鸟是犹太人，他们一到冬天就去迈阿密。”我和西蒙就想象他们躺在海滩上，向女招待要柠檬水，我们那会儿还没听说过冰冻果子酒呢。）
就算在乡下，我们还经常会看到妈妈收拾行囊，告诉我们她要离开一段时间，只一个星期，只想离开家独自安静一下。有一次她去了阿迪龙达克斯的一处旧野营地，这个野营地是我一个姑妈的；另一次是去爸爸的一个朋友租给她的一间小屋，反正她总是独自一人去_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爸爸说这是神经紧张的缘故，可我们不信，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已经够偏僻的了。西蒙和我觉得是妈妈不爱我们了，她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她不要我们了。于是，我努力想表现得乖一些，妈妈休息的时候我会踮起脚尖走路，压低声音说话。西蒙的反应可要强烈得多了，他只能够稍稍克制一下自己的感情，然后由于绝望地想引起妈妈的注意，他会在屋子里狂冲，发出吓人的尖叫，然后一头撞在暖气片上。有一次，他冲向起居室的一扇窗子，窗玻璃全都撞碎了，侥幸的是除了几处割破和擦伤的地方，他没受什么伤。那次事件之后，爸爸在窗户朝里的一面都装上了铁丝网，妈妈因为这件事震动很大，一连几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浑身上下疼痛不堪，然后又去我姑妈的那个野营地一呆就是三个星期。西蒙的脑袋一定很结实，他撞在暖气片上，除了肿几个包并有点儿头疼之外，竟然没什么事，可妈妈却常常因为头疼而卧床不起。
（我拿起望远镜从塔上巡视森林，下面的湖泊看上去小得就像一个个小水坑似的。我把望远镜瞄准了泊在一个小岛附近的一艘小船和船上的一对恋人，然后又调转开去，不想去窥探他们的隐私，心里却在羡慕这对少男少女可以这样自由自在地交流并分享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用害怕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至少他们彼此分享感情的方式不会给像我这样的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天空阴云密布，卷积云彼此追逐着缓慢向前飘动，西面天空有一大片雷雨云，我想今天不会再有人来爬这座山了。我希望永远没人来。昨天在我的观察塔下野餐的那一家人就让我够受的了；一个小孩头疼，另一个消化不良，结果害得我躺在小屋里吃了一下午阿斯匹林，胃里也十分难受。但愿今天没人来。）
直到法定上学年龄我们才被父母送进镇上的一所公立学校。一辆黄色的旧校车每天会到家门口接我们去上学。上学的第一天我感到十分害怕，很高兴我和西蒙是双胞胎，可以一块儿去。镇上刚建的这所新学校是一座很小的四方形砖楼。一年级有十五人。高年级学生和我们在同一座楼里上课。我害怕他们，所以知道他们在二楼上课就特别高兴。除了他们在外面上体育课，白天我们很少看见他们。每次我都坐在课桌前向外望着他们，每当有人被球砸了或是擦伤了，我的心都会瑟缩起来。（感谢上帝我只在学校里呆了三个月，从那以后爸爸获准在家里亲自教我。这三个月充满了太多的无休无止的痛：苦和情感上的混乱；现在回忆起这～切，我还是会浑身直冒冷汗，两手不住地发抖。）
上学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枯燥无味。我和西蒙从记事起在家里就学会了阅读并做算术。上课时我一句话也不说，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西蒙却是咄咄逼人，总要显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他孩子对我和西蒙指指点点，一面吃吃发笑。我感觉到了一些，可没太注意，我那时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至少上学第一天不是。
课间时，孩子们吵吵嚷嚷，跑跑跳跳，有的在曲杆和梯子上爬上爬下，有的在单杠上荡来荡去，有的则在打篮球。我和两个女孩子用粉笔在沥青路面上画格子，她们教我玩跳房子游戏，我则尽量不去注意其他同学是否擦伤或碰伤了。
（我需要安宁，只有宁静才能让我远离那些轻易就影响到我的苦痛。客观地想一下，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如此充满着不安、痛苦、悲哀和仇恨，不仅随处可见，并且人们总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爱和满足则如一层薄纱，不足以使我免受生活的打击和伤害。就算怀着最强烈的爱，人们还是能感觉到隐藏在深处的更为强大的恐惧、憎恨和嫉妒，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
到了第二个星期末，事情终于发生了。下了课，我又在玩跳房子。西蒙在去和其他男孩子玩之前，先来看看我们在玩什么。五个大孩子走了过来，我想他们可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开始了恶作剧。
“格一林一鲍姆，”他们喊道。我们转过身来，我一只脚站在跳房子的方格里稳住自己，西蒙则握紧了拳头。
“格一林一鲍姆，埃斯特·格一林～鲍姆，西蒙·格一林～鲍姆。”他们故意把格林两个音拉得特别长，鲍姆两个字又念得特别响。 “我爸说你们是犹太佬。” “他说你们是犹太杂种。”一个男孩怪叫着，“嗨，他们是犹太杂种。”男几个男孩吃吃笑着，接着又唱了起来，“犹太杂种，犹太杂种，”其中一个把我一下子推出了方格。
“离我妹妹远点儿。”西蒙吼着冲向他，飞起一拳把他打倒了。那男孩一下子跌坐到地上，我感到屁股一阵疼痛。又一个男孩跑过来用拳猛击西蒙，西蒙挥拳相还，那男孩重重一拳打在西蒙的鼻子上。好疼呀，我哭了起来，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拿开一看上面满是鲜血。西蒙的鼻子也在流血。这时其他孩子都动了手，一个家伙抓住西蒙，另一个对他拳打脚踢，“别打了，别打了，”我尖叫着，疼得蜷缩在地上。老师们赶过来把他们拉开，随后我昏了过去，被送到医务室，他们让我呆在那里直到放学回家。
西蒙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自豪，满口夸个不停。下车时，我求他：“别告诉妈妈，西蒙，千万不要，她会不安的，又会离开我们，求你了，别让她难过。”
（我十四岁时，一次妈妈离开家后，爸爸和阿恩斯塔先生在楼下厨房里喝醉了。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听磁带；听见他们在谈话，爸爸声音很轻，阿恩斯塔先生却嗓门大得很。
“没有人，没有人能忍受安娜经历的一切，说到底我们都是些畜生，所有的人，德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有什么区别呢？”
只听得酒杯“砰”地砸在桌子上，紧接着一声怒吼，“该死的，萨姆，你们犹太人好像以为只有你们在受罪，那哈莱姆贫民区的那些人怎么办呢？在墨西哥挨饿的那些人又怎样呢？你以为他们好过吗？”
“可安娜的情况更糟。”
“不，不会比加尔各答街头的流浪儿更糟。安娜至少还有获得解脱的希望，可谁能使那些孩子获得解脱呢？”
“没有人，”爸爸仍然轻声说道，“没有人能从安娜那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我躲在房间里想听他们说下去，可阿恩斯塔先生走了。我走下楼，看见爸爸呆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酒杯。我站在那儿，感到他的悲伤静静地把我笼罩起来。幸好爱虽薄如轻纱，却遮住了这悲伤，使我能够忍受下来。）
我开始想念起学校来，一星期至少两次，这时我会全身疼痛，不愿意和妈妈说话，想对爸爸说些什么，却找不到词儿。妈妈离开得更频繁了，这让我愈加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我造成的，是我使她不得不离开。）只是因为家里弥漫着的舒适气氛，才使我能够忍受这一切。
爸爸妈妈当然十分为我担忧，但他们还没有真正感到恐惧和担心，一直到感恩节过后１１月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雪下个不停，爸爸给壁炉添满木柴，妈妈在擦烛台，我和西蒙数着我们攒下的零用钱，计划着爸爸带我们去镇上时为他们买些什么礼物。）那时我已休学一星期了，每天早上一想到也许还得回去上学就会感到恶心。爸爸在看书，西蒙在外面爬树。我呆在厨房里，帮妈妈做小甜饼，一边切，一边点缀出各种图案，妈妈揉着面，围裙上沾满了面粉，嘴里哼着曲子，我不时偷偷地把小块面团塞进嘴里，妈妈看到后只是微笑着转过头去。
突然，我从椅子上跌到了地板上，捂着腿呻吟起来，擘妈妈，好疼呀！”鲜血从我的鼻子里涌了出来。妈妈把我抱起来，搂在怀里，然后把我放到椅子上，用棉纱堵住了我的鼻子。这时，只听见西蒙在外面叫了起来，紧接着他在后门砰砰猛敲，妈妈把他拉了进来，他的鼻子在流血，“我从树上摔下来了。”妈妈抱起他时，扭头向我望来，我知道她全明白了，我能够感到她的恐惧和悲哀，因为她意识到我和她是一样的，我总能感受到别人受伤时的刀割般的疼痛，别人的痛苦会传到我身上，也许迟早我会被这些痛苦击垮的。
（我总是记起，夏天的一场暴雨过后，爸爸和妈妈站在屋外的柳树下，爸爸伸出手臂揽住妈妈，拂弄着她的黑发，又在她的前额上温柔地吻了一下。可这一切不属于我，我的爱里已掺杂了太多的痛苦，我总是孤单一人，守着我的山，我的森林，我的湖泊。那对年轻恋人的船就停泊在小岛边。）
我听见他们在楼下。
“安娜，我们能为这可怜的孩子做些什么呢？”
“塞缪尔，这对她太糟了，”妈妈叹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