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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发现，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是打不完的。部落之间不但没有和平共存的习惯，也没有和平共存的观念。强凌弱、众暴寡，是他们价值观念的基础，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战争既然打不完，则彼此之间就必有胜负之分。有胜负之分，也就有了统治与被统治之别。这样发展下去就发生了不同型类的奴隶制度；再进一步，不同型类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现了。
以上是初民社会中所发生的大同小异的现象。因为人总归都是群居动物之一种。人的「社会行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们早期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类似之处。
但是人毕竟是「异于禽兽」。在他经验累积愈多愈复杂的长期过程中，「性相近、习相远」，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不同，他们的社会发展起来也就渐渐的南辕北辙，不是一个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国家强于社会」的东方模式之形成
试看我国古代社会的形式与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为其他文明所未尝有。
我国在西周时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个蒙古族中，武力较强、人口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强加于其他落后部落的结果。文武周公强迫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从周室规定的封建等级，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劳役、贡献财货，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长，改奉「姬姓诸侯」为本部落的领导。——总之它是以半独立部落主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基层结构的。但是这个结构历时数百年，经千万场部落战争，彼此兼并的结果，到战国时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无法积蓄了。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东亚大陆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以部落主义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就彻底崩溃了。
为著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据他们原有的比较有效、更有进步意义的「秦制度」，从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和变法改制。这就是我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了。前者是政洽改制，后者是经济开放，化公为私，根据供需规律，提高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中国——不是，是我们东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们东方民族，第一次社会生活的大「转型」——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转上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而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继续不断的统一了千百个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少数民族」。把他们通统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混合民族「大熔炉」中，去称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乐，也共其患难。各民族之间的畛域终于渐次消灭，而至于天衣无缝。
这项诸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成长，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却一成不变的观念与实践，竟历两千年而未稍衰。两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还不是「废封建、立郡县」的延续？两周之前，台湾刚选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员」，不也是这项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国初年在「五色国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反对「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概念不符史实。纵然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五十个以上，则秦汉时代的数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余？「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国」不是像英法德义或爱尔兰、乌克兰那样单纯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汉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专指某一特定民族。「汉」原是个地理名词，后来发展成一个朝代的名称而已。正如「亚美利加」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变成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名字；最后竟变为拥有数百种民族的「美国人」（Americans）所专用的共名。当年东亚大陆上的「汉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陆上的「美国人」一样，它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种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一个共名。只因融合日久，它终于使用一种共同语文，形成了今日所谓「汉语民族」。正如二次大战前后，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尔所强调的「英语人民」（English…speaking people）一样，是个「书同文」的文化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语人民」，还没有真正地融合成一个「英语民族」罢了。
我的老朋友张绥教授最近证明今日中国境内并没有个「犹太民族」。但是张教授也不否认犹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国的历史。只是时历千年，犹太民族己与汉语民族融合得天衣无缝罢了。——这可能是三千年犹太移民史中极少有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之下，犹太人是绝少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不过秦陵兵马俑不早就说明，远在两千年前，我们的国防军已经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队了吗？
因此在两千年前，由汉语民族所推动的那一次社会「转型」运勤，原是一种自发性的、起自社会内部，而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模式大转型。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观、客观、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种基因，是说不尽的。它和发生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
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
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