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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变了，风强劲起来，波浪上聚起了泡沫。爸爸原打算继续朝卢辛皮科罗岛航行，那个小岛上住了一位前海军军官的遗孀西莫尼奇太太，经营一间小膳宿公寓度日。但是，爸爸和他的朋友看着海浪越来越大，觉得我们此时出海继续航行很不安全。爸爸的朋友邀请我们在他的岛上一直住到雨过天晴。爸爸知道我们拖后了进度，想和母亲联系，通知她我们的位置。他发了一个电报回普拉，以为会有人把它投递到韦鲁达岛我们露营的地方，母亲和家里其他人都在那儿。
我们花了两天等待风平浪静，第三天，风终于停了。接着，我们航行了一晚，一大早到达西莫尼奇膳宿公寓的码头。我们想在那儿补几个小时的觉。可两个意大利警察想把我们当成间谍抓起来！爸爸的当地土话和他与西莫尼奇太太的相识救了我们，避免了讨厌的时间拖延。
西莫尼奇太太和她的女儿多丽像久无音讯的亲戚般迎接我们，招待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她的公寓里还有其他客人，其中有三个德国学生和一个说意大利语的年轻男孩。那三个德国男孩子自信成熟，明显同情纳粹党。
吃过晚饭，他们提议年轻人出去散步，于是沃纳、海德薇格和我跟着意大利男孩和三个德国人出去了。我们在一片泳滩前止住了脚步。那儿晚上已经关门了，可德国人却不管锁上的大门，说道，“我们去游泳吧！”我们指出门已经锁上了。“没关系。我们可以翻过围栏的，”他们回答。“但我们没带泳衣啊，”我们反对。“没关系。天黑了，我们可以不穿泳衣就泡到水里去。”没人说话，接着意大利男孩说话了，“这不符合我们的宗教信仰。”我很感谢那男孩的回答！所有人松了一口气，走回公寓。
在我们可以启程回韦鲁达岛与家人团聚之前，我们不得不等待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带了一些西莫尼奇太太制作的好吃的全麦面包离开了她的家。爸爸知道在卢辛皮科罗岛和韦鲁达岛之间有一个有灯塔的海岛，于是我们向那里进发。卢辛皮科罗岛到韦鲁达岛距离太远，一天没有办法到达。我们在一场雷雨正在酝酿的时刻到达了灯塔。我们刚刚挨上码头，雨点就打下来了。
我们到达的时候，灯塔上的工作人员站在码头上。他们打着手势，用意大利方言兴奋地说着什么。突然，其中的一个人认出了爸爸，他曾经在爸爸的领导下当过兵。所有的脸庞焕发出了光采，灯塔的指挥官接纳了我们。直到那时候，爸爸才透露自己得了肠胃炎，很不舒服。他们给他拿了一些药，带我们去一个空置的弹药库，我们可以在那儿钻在睡袋里过夜。
第二天早晨，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拿来一大罐热咖啡、糖和一小听浓缩牛奶，还有压缩饼干。一觉醒来，真是舒服。那时候，爸爸感觉好多了，我们也恢复了活力。暴风雨又肆虐了两天。爸爸给韦鲁达岛去了第二封电报，让家里的其他人知道我们平安无事，只是被风雨天气延误了行程。
既然我们得等到天好，便绕着海岛走了一圈。指挥官带着我们从上到下参观了大灯塔的塔楼，解释了每一个物件。他还允许我们使用他的望远镜，瞭望风雨大作的海面全景。工作人员竭尽所能招待我们。其中一个人摊开掌心，给我们看一只纤小的海鸥。他们说我们到达的那天，只看得见船帆，却见不到船身和人影。他们一下子就想我们可能是间谍。他们看见我们的折叠舟非常惊奇，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船种。
第三天，有人发现一艘渔船正向灯塔驶来，于是就给它打信号。它停靠过来以后，爸爸用意大利语询问船主能否带我们过海回韦鲁达岛。“好啊，”他说，“不过要收费的。”我们的船没法放上他的甲板，但可以拖着行驶。把折叠舟系在渔船上以后，爸爸和沃纳坐上了上去。海德薇格和我被允许待在甲板上坐船回家。
韦鲁达岛终于在望了。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并没有热切的挥手招呼我们，也没有兴高采烈的迎接。我们见到家里的其他人，真没法理解那解不开的愁云惨雾，母亲说：“格奥尔格，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呢？”
爸爸不服气，“可我给你发了两份电报啊！”
电报根本没有递送过来。留守的家人一直在恐惧中颤抖，不知我们的生死。后来玛丽亚告诉我，当我们没有按期回来的时候，她发疯似的祈祷我们平安。
我们与爸爸一起的历险就这样平平安安结束了。虽然留守的家人为我们担忧，可这次历险是我能记起的与爸爸共同度过的最美丽的时光之一。它绝妙地介绍了他所热爱的那片土地。今天，韦鲁达岛是一个时髦的度假胜地，有一间旅馆，还有一座桥梁连通大陆，可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依旧是沐浴在亚得里亚海阳光下的那个“睡美人”啊。
第四章德国入侵（1）
12 德国入侵
1938年3月11日，我们结束意大利巡演已有两个月，那天晚上，全家人在爸爸的藏书室收听电台的音乐节目。11点钟，音乐被一则通告打断，库尔特·冯·舒施尼格总理要发表讲话。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听到的事情：
“德国军队正在我们的边境集结坦克和部队，准备入侵奥地利，”他听起来非常平静，“奥地利没有足够的能力阻止德国入侵。反抗无济于事。那只能导致一场可怕的腥风血雨。”
接下来是舒伯特《为完成交响乐》的旋律，可我们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纳粹伴着军乐的横笛和鼓点行进的声音从电台流传出来。
入侵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那正是我25岁生日的前夜。
接着，我们听到教堂钟声敲响。那声音很响，爸爸给警察打电话，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的脑子里，似乎先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事情与敲响教堂钟声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警察给出了回答：“希特勒刚刚开进奥地利了。”
事情就是这样。可为什么要在午夜敲响教堂的钟呢？只能在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样神圣的日子敲钟啊！入侵的德国军队已经进入教区长的住所，命令鸣钟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12日，我们庆祝了我的生日，还是往常那样的礼物、蛋糕和蜡烛，可是气氛却不再是欢乐的了。我们都压抑着情感，走来走去。
第二天吃午饭前，我们的管家兼杂工汉斯找爸爸谈话。他说自己是纳粹党员，我们言语间要小心一些，因为他得向上级汇报他听到每一件事情。即使在战争的早期，我们都能感受到变化。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骑自行车去萨尔茨堡，想弄明白那里的情况。穿过城市的萨尔察河上有两座供车辆通过的桥和两座供行人通过的桥。我们看见德国坦克和军队从萨尔茨堡的一边通过主桥到另一边巡逻。我们接近主桥，看见那儿悬垂着长长的纳粹红旗，白色的圆圈背景上扭曲的黑色十字交叉。“他们怎么就一夜之间到这儿了呢？”我们满腹狐疑。
那时候，每当有人过世，家里的生者要穿一年黑色的服饰。然后，他们再带一年黑色的臂章，作为哀悼的标记。为了表达我们对被侵略的难过心情，我制作了黑色锦缎的围裙，我们把它们穿在黑色的民族服装外面，替代往日颜色鲜亮的围裙。
我们去过萨尔茨堡不久，纳粹的密使——实际上就是骑着摩托车的几个少年人——出现在我家门前，要求我们在房子上悬挂纳粹党旗。爸爸告诉他们我们一面旗子都没有，可如果他们想看到房子装饰起来，我们可以在窗户外面挂一些东方的地毯！他们去而复返，带了一面大旗，可它从没在我家的房子上飘过。为了让新的当权者满意，仍旧住在三楼的施蒂格勒一家做了两面小型的纳粹旗帜，挂在他们的窗户上。
奥地利“解放”之后，纳粹们是这么说的，萨尔茨堡各处都发生了变化。不过是一些表面文章而已，其中有一项和交通有关。单行道改成了可以双向行驶的道路，而原本双向的也随之变成了单行。此外，更多让人不适的改变也出现了，人们渐渐地失去了踪影。我们听说纳粹的警察武装，那些穿黑衣服的党卫军半夜三更进入民宅，带走一个或几个住户，没有解释他们会被带到哪里，也不说他们何时能够回来。学校的孩子们受到审问，要他们讲父母在家谈些什么，什么人去看过他们，读些什么书等等。父母们变得惧怕起他们自己的孩子来。
有关集中营的故事四处传播，犹太人在那儿遭受折磨，饥饿至死，或者是在大炉子里被毒气毒杀进而焚烧。还要调查家谱，倘若最近几代人中发现了有犹太先人，那这个家庭或这个人就被认作犹太人，有遭到逮捕和流放的危险。恐惧攫住了萨尔茨堡和整个奥地利，特别是那些不是纳粹党员的人们。
那时候，我们家是意大利公民。我们是原奥地利城市的里雅斯特公民，一战以后那里成了意大利的港口。在这种境况下，所有的里雅斯特公民都自动成为意大利公民，丧失奥地利公民的身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nschuluss（纳粹称呼入侵的说法）之前的某个时候，鲁珀特在因斯布鲁克大学期间已经恢复了原先的国籍。母亲曾建议家里其他人也恢复奥地利国籍。可当爸爸考察其可能性的时候，却发现整个家庭都走这一步的话太昂贵了：每个人要花500奥地利先令。五年前，那家银行破产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钱财，靠接纳房客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上帝眷顾我们啊！银行破产时让我们在困难中看到了光明；也救了我们的性命。既然当时所谓的轴心（德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