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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东西都被牢牢绑住。很多人消失进了自己的船舱，船员们四处奔跑着帮忙。人们没法上下楼梯，不然准会无奈地滑到角落里。一名牧师试图在一间沙龙里望弥撒，可正做到一半突然连人带桌子，还有桌上所有的东西，一起翻倒了，在地板上滑出好远。所有的活动都被打断，每个还在外面走动的人却仍在想尽办法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被狂风暴雨折腾了一天以后，平静终于重来，我们得以继续去往纽约港的航程。再次回到美国家中，感觉真好。
第六章新的开始
16 新的开始
1947年我们沿着西海岸进行巡回演出。我们发现爸爸变得非常安静。他经常退到巴士后面的长椅上，四仰八叉地睡着了。早前，他曾在纽约市看过一个做顺势治疗的医生，医生叫他戒烟。他确实戒了，可症状并没有改善。爸爸总是很累，似乎失去了生活的兴趣。然而，他仍旧和我们一起巡演。
回家的路似乎茫茫没有终点。一天，爸爸说他特别累。由于他已经出现了可疑的咳嗽症状，母亲建议他飞往纽约市，去看那个曾经为他医治过的医生。他独自飞走了，因为我们仍旧要按照计划演出。
两个星期以后，母亲接到爸爸的消息，他住进了纽约市的一间医院。她立刻动身去他的病床边。她到达医院的时候，被爸爸巨大的变化惊呆了。他在两个星期里瘦掉了15磅，身体非常虚弱，很想回家。医生私下里告诉母亲他对爸爸的病已经无能为力。他得了肺癌，可能是早期潜艇里的油烟落下的病根。引擎室里的油烟散不出去，而在进行水下作业时，军官和船员都要留在那里，这导致了其中很多人在多年以后死于这种不可捉摸的癌症。医生说，母亲应当把爸爸带回斯托家中，度过他最后的日子。那年，爸爸67岁。
我们结束最后一场音乐会回到家里，爸爸脸庞上可怕的变化显而易见。幸亏，我们带回家很多盆盛开的天竺葵，使他的房间鲜亮起来。他躺在床上，很难开口说话了。母亲得一勺一勺地喂他喝水吃饭。我们每次只能有一个人去看他，这样不会使他过度劳累。
轮到我了；他问我的新蜂群怎么样了。我根本想不到会是这件事，而他，虽然承受着痛苦，却仍在想着我的爱好。我的眼泪滚下来。我没法回答他；我受不了了，无言以对。
几天以后，1947年5月30日，他安静地走了，周围是我们这些他曾如此忠诚地守护过的人。他永远在那里，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或是某种我们从未想到过的物质。他一辈子安静温和地在巡演的路途上陪伴着我们，关注着我们的需求。现在，爸爸安息在我们的家族墓地之中，周围环绕着美丽的花坛。
只有在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建设新生活之后，我才能深入地思考父亲与我们一起的生活。没错，一战时他在奥地利海军服役期间是伟大的，然而他的后半生作为歌唱家庭的父亲更加不易。他在这片陌生的新土地上，以极大的无私精神投入这种新的生活。
没有了爸爸，巡回演出依旧继续，可我们觉得仿佛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每年，我们在全美举行两次巡回演出，最后唱遍了除阿拉斯加之外的所有州。有一季，我们在加拿大各地举行音乐会。我们在夏威夷群岛演唱过若干次。1950年，我们前往南美洲举办音乐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歌隆剧院演唱。同年，我们回到奥地利。
我们似乎比以往离家的日子更长，不过留在斯托的家中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他们照顾前来滑雪或在格林山中度假的客人。他们打理屋子，转发我们的邮件。朋友们知道我们将离家数月，就为我们家准备了一份通讯。妹妹罗斯玛丽没有和我们一起巡演，她和在旅馆工作的一位年轻教师玛丽·露易斯·凯恩（即玛丽·卢）成了作者和编辑。这些通讯告诉我们所有可能想要知道的事情：来去的人们，天气，还有其他点点滴滴的新鲜事。我们乘坐巴士在城市间穿梭时阅读，这些报告在家里的每一个手中流转。
每次我们长途旅行回家，留守的工作人员都会准备盛大的欢迎活动。回到已经为圣诞节装饰停当的、整洁的家中，睡在自己的床上，干净的床单，真是太美妙了。享用特地为精疲力竭的旅行者准备的饭菜，回到大屋子，和一大群朋友团聚，感觉是多么温暖人心啊！
可是，解散家庭演唱组却不可避免。鲁珀特取得了他的医学学位，结了婚，养了一大家子。他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唱歌了。1948年，沃纳娶了马丁娜的朋友埃里卡，但他仍旧和我们一起巡演。约翰娜于1948年结婚，离开了演唱组。同年，我们宣誓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1951年，结婚才一年半的马丁娜难产过世。1954年，洛丽结婚，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为了继续以特拉普家庭演唱组的名义演出，我们不得不在团队中加入非家庭成员。新成员都是有天赋的音乐家，嗓音和我们的比较相似。他们是有趣的旅行伴侣，可当然，需要为他们支付薪水，这也减少了家庭的收入。我们家从没有人在唱歌收入中拿过一分钱。我们的做法是一起劳动，然后每个人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母亲的建议，她称之为“基督教共产主义”。
乐评仍旧很好，我们喜欢1953年12月刊载在《费城问讯者》上的一篇，那时我们刚刚同由尤金·奥曼迪担任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合作登台。其中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如果在音乐领域有家庭演唱组这样的组织存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于这个出众的歌唱组合来说，当今的类似团体中无出其右者……他们真诚而乡土的演唱，丝毫不差的熟练技巧，完美的饱和度、热情和风格，赋予了特拉普家族出众的地位。特拉普一家的嗓音丰富，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绝妙地表现出了曲调的统一、平衡与协调。
1955年，我们一家进行了一次长途巡回，周游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同时经停夏威夷和斐济群岛举行音乐会。观众的接受能力很强。比如在火奴鲁鲁，一位乐评人专门提到了“热情的观众”，他称赞“我们完美无瑕的歌唱”，“嗓音协调精妙，可与最熟练的配器相媲美。”我们一去整整半年，除了母亲，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大型巡演了。我们的内在力量和忍耐力已经用尽。就个人而言，我确信这一点。一次音乐会的时候，我一阵咳嗽，竟不能抑制。我不得不离开舞台，感觉这就到了我在公众面前演唱的终点。
我们用未经训练的嗓子歌唱了20年。嗓子在这许多音乐会中坚持下来，本身就很了不起了。上帝让这成为可能，我们也以自己所知道的方式尽可能好地侍奉他。我们意识到——一些人早一点，另一些人晚一点——歌唱的使命终结了。现在到了作出改变的时候。
澳大利亚—新西兰巡演结束回到斯托，母亲问我们：“你们还想再出去巡回演出吗？这一次要去日本。”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回答：“不，母亲，我们不想再去巡演了。”母亲没有试图说服我们，可我知道如果能够成行，她会非常高兴。
于是，1956年1月26日，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演唱了最后一场音乐会。演出这么多年，我们唱遍了30个国家。我们“小孩子”需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潜能。我们出于需要和环境的因素，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我们像时钟一样，各自干着自己的工作，演唱自己的声部，而母亲则是那个不断给时钟上发条的人。现在到了我们自己走出去独立的时候了。当我们朝着新生活迈进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并没有离我们而去。
特拉普家庭旅馆是母亲业已成真的梦想。自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团长告诉她，他们在演出淡季的时候在蒂罗尔经营一家旅馆开始，母亲便有了这个念头。音乐会时，她向观众发出邀请，“到佛蒙特来吧，在我们的农场享受美妙的假期。”我听到她说这句话，便会兀自思忖，她会把所有这些人安置在什么地方呢？从1940年代中期开始，度夏的客人们一批批地来了。在我们为房舍另外增加客房以前的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贡献出自己的卧室，搬到三楼的阁楼上睡觉。这些不付钱的客人们，虽然帮助我们劳动，却也渐渐耗尽我们小小的积蓄，于是我们开始收取食宿费用。慢慢的，母亲让外人帮厨，洒扫，张罗开饭。又需要有个办公室，就布置在刚一进门的地方。我们家变成了一家旅馆。特拉普家庭旅馆也就这样开业了。
音乐会演出曲终人散，家里的大多数人也离开了旅馆。很多拿工资的工人很友善，对母亲也忠心，可是让做事的家里人和雇佣来帮忙或照管的人混在一起的结果却很糟糕。房子对我们一家来说太大了，可家庭、员工和客人混合起来，房子又太小了。鲁珀特、约翰娜和洛丽在巡演结束前就已经离开。1956年，我知道自己也该离巢了。我和玛丽·卢·凯恩一起在斯托开办了一个幼儿园。两年以后，斯托镇把幼儿班引入公立学校，我们便把幼儿园搬迁到了马里兰州的格林登。
我们在澳大利亚巡演的时候，悉尼的宗座代表 就询问母亲，我们家是否有人愿意加入传教事业。母亲对这个想法印象很深，认为可以在旅馆开设学校训练传教士。从澳大利亚回家之后，我们发现在那儿挣的钱没法转到美国，于是那笔钱就资助了传教活动。1956年，母亲、瓦斯纳神父、玛丽亚、罗斯玛丽和约翰内斯去了新几内亚。玛丽亚、罗斯玛丽和约翰内斯作为非教会人士留在新几内亚帮助传教，母亲和瓦斯纳神父则走访了南洋的很多地方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