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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会编织、钩针和缝纫。我记得，她就坐在埃尔霍夫别墅前面的长椅上，为前线的士兵织羊毛袜，缝制毛料的绑腿，甚至还有给伤员用的绷带。
妈妈不仅自己针线活做得好，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向我传授技艺了。那时我们都是手工缝制，不用缝纫机。我学会了做小刺绣，如今，每当我给裙子缝摺边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教我做针线活时的那些美好时光。我很想学会像她一样缝制衣服，所以也不介意练习这些看上去得忙乎好几个钟头的小刺绣。妈妈给我做连衣裙，衬衣，甚至还做了件外套。那外套是蓝灰的料子，我觉得真漂亮，等不及做好就想穿上它！
妈妈做起钩针编织的活来真叫又快又好。她可以一边编织一边看书，这可是一种令我崇拜不已却永远也无法达到的本事。干活的时候她就在膝上放本书，瞅也不瞅手中的活。我要她教我编织，她就教了。后来，妹妹玛丽亚和我会在那坐上几个钟头，就为了给爸爸织羊毛袜。这些袜子的袜统织得也太长了点，但他还是常穿着它们。
妈妈和她的妹妹玛丽（我们叫她玛丽阿姨），还有康妮婶婶，就是爸爸死去的弟弟沃纳的遗孀，一起为我们织高统靴。她们用象牙色的厚毡子做鞋帮，用棕色的地毯似的料子做鞋底。而靴子的式样，她们八成是从关押在外婆农场里的那些波斯尼亚战俘那里学来的。战俘们帮农夫干活，到了晚上，他们就坐在农舍外面，唱着家乡的歌曲。我们也学了一支，是跟玛丽阿姨和琼阿姨学的，而她们是从战俘那里学来的。
这歌听上去有点像这样：“Milke moye moye moye； Milke moye moye moye； Milke moye lasemta lasemta。”旋律欢快，我们唱得很来劲，虽然我们并不明白歌词的意思。有时候，妈妈会和她的两个妹妹分两声部唱一些淳朴的民歌，我们小孩子学得很快，我们唱我们自己的。妈妈很有音乐细胞。她不仅歌唱得好，钢琴与小提琴也演奏得很棒。
第一章我们的阳光（3）
在一次大战的那些岁月里，我不过就是呆在她身边，观察她，就从妈妈那里学得了许多东西。她还种花、种菜。妈妈为我开垦了一个花园，让我看怎样播种。许多技艺到现在我还受用，比如园艺和缝纫，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跟妈妈学的。
星期天，妈妈与阿姨们会带着我们划船过湖，到湖畔采尔镇子上的那个建于十三世纪的教堂参加弥撒。我坐在船尾，看着她们划船，一边忍着晕船的不适，直到我们到达那个小小的码头。船就系在那里，回家时再解开划回去。
弥撒结束后，妈妈便带着我们穿过乡村的广场，来到施泰因文德太太的水果摊。我还记得她那张和气的脸，脸颊红扑扑的，就像只苹果，带着令人难忘的微笑同妈妈打招呼，对我们说，“Ja； die lieben kinder”（哦，亲爱的孩子们）。随后妈妈就会买些水果，施泰因文德太太取来白纸卷成小小的圆锥状，往里面装满樱桃或是别的什么时令水果，比如李子、杏子什么的。她一直都很喜欢妈妈，因为甚至在我们出生以前，她们就是星期天的老朋友了。施泰因文德太太把她的一头白发编成辫子围在脑袋边上，脸盘发亮，看上去就像一株向日葵。七十多岁了，她的身体一定很好。
接着，妈妈会上银行大楼隔壁的银行主人冯·拉默太太家拜访。有时，她会上楼会会爸爸一位同事的妻子，冯·耶迪那太太，她与小儿子施图茨·冯·耶迪那住在一个公寓里，她儿子后来成了我们的玩伴。冯·耶迪那太太是位又高又瘦的妇人，对我们很和善，但在我眼里，她看上去总是一副哀愁的模样。耶迪那家隔壁住着冯·卡斯特纳太太，她也是奥地利海军一位军官的太太。
到这时就该划船回我们采尔湖畔的外婆家了，在游人眼里，这湖永远是静谧的、蓝盈盈的。巍峨的群山在近旁保卫着我们。
每晚，妈妈都会来到我们床前为我们做祷告，也为爸爸祷告，彼时爸爸正在出海，保卫我们的海岸线。那里，亚得里亚海边，就矗立着我们家的房子。我们为我们的父亲，也为我们的家祈祷。上帝仁慈地护佑着这一切。
战争期间住在埃尔霍夫的那些日子里，感冒与咳嗽可谓家常便饭。每逢这个时候，妈妈就把我们放在床上，在我们身上盖上热乎乎的湿敷布。这些敷布叫做“wickel”（布料）。在一间黑屋子里，大人要我们发汗、睡觉，等着病魔的离去。最后的疗方是一杯滚烫的、加了蜜的椴花茶。对于我们来说，那蜜很甜，好喝极了。
三刻钟后，妈妈会回来拿走那些敷布，把我们擦干，给我们换上干净的睡衣，之后，再让我们来杯清爽的白开水。我还记得敷布被取走后的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发汗据说是治疗呼吸道感染的好方子。真的很管用。
生活在埃尔霍夫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要日常生活中稍起一点涟漪，我们就会大惊小怪。第一枚浆果熟了也算得上一件热闹事了，观察湖上的鸭子也是很让人兴奋的事。当鸭子潜下水消失在湖面上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股脑儿跑过去看，我们猜它们会从什么地方冒出头来。哦！它们居然出现在离刚才潜水处那么远的地方！
另一件算得上大事的就是来来去去的火车了。我们看着火车沿湖驶过，朝湖畔采尔的车站开去。有时，那车里会有来探望我们的客人。
然而，最叫人激动的还是小宝宝的诞生。在我们那个时候，都说婴儿是由“鹳” 带来的，因为他们总是在早晨来到，所以很自然他们总是睡在妈妈身边。冯·特拉普家里有四个孩子出生在埃尔霍夫：玛丽亚，沃纳，海德薇格和约翰。
1914年9月，玛丽亚出生了，但那时候，海军是不允许个人收发私人信件的。于是为了向爸爸报告宝宝的出生，妈妈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冯·特拉普上校发一份官样的电报：“S。M。S Marie eingelaufen”（玛丽亚战舰到了）。电报轻而易举地就发了出去。（德语里Marie也可以是个男名。）
1914年的圣诞，爸爸的弟弟，沃纳叔叔回来休假。我那时两岁还不到，却清楚地记得他的造访。1915年5月沃纳叔叔在战斗中牺牲。为了纪念他，我那个1915年12月21日出生的弟弟就取名叫沃纳。沃纳后面还有几个妹妹，海德薇格是1917年7月来到这个世上的，约翰娜是1919年，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生的。再后来，还有一个小妹妹出生。
我对那些时光怀有美好的记忆。爸爸和妈妈在埃尔霍夫的起居室里并肩坐着，小声地说着话。虽然我很小，但那仍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今天，我看着他们的照片，感觉就像当年一样清晰。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那种宁静与融洽，我曾认为，当一个人结了婚，就应该是这种感觉。直到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方才明白，这也是非常不易的。
战争是恐怖的，然而我们的童年却是快乐而安宁的，这完全要归功于我们的妈妈和外婆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妈妈，用她闪光的人性，她音乐的天赋，她发自内心的爱，她的信念，她的仁慈，她对家庭的巨大奉献，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童年，并为我们以后的岁月打下了基础。这些快乐时光都是在外婆家里度过的。
第一章和外婆在一起（1）
3 和外婆在一起
我们的外婆阿加莎·布罗伊纳·怀特黑德天下无双。在埃尔霍夫，她的这座别墅里度过的那些岁月让我对她了解得很深。我和我的兄弟妹妹都管她叫“Gromi”。因为年龄小，我哥哥鲁珀特说不清Grossmutter（grandmother）这个词，于是便造出这么个称呼。
外婆生于1856年，是奥古斯特·布罗伊纳伯爵的女儿。因而，她是奥地利贵族。她很聪明，知道社会地位并不代表一切，于是，当她爱上了一个“平民”——而且是个英国人——她会选择毅然与之结婚。约翰·怀特黑德是个工程师；他秉承了他父亲工程师的天资，成为其父开在阜姆的鱼雷工厂中的一员。外婆和外公就在那里安了家，从工厂穿过大街便是怀特黑德别墅。
我没见过外公约翰·怀特黑德，因为他1902年就去世了，也就是我父母结婚前九年。外婆从未对我们说起过他。我相信她悲痛了一辈子，不愿意谈论丈夫的事。我只晓得外婆是个寡妇。
外婆身材矮小，很胖，举止优雅，是位高贵的妇人。夏天她只穿浅灰色或米色，冬天穿黑色或深灰色。按照那个时代英国寡妇的风俗，她在头发上系了块白色的头巾，这为她增添了几分高贵，又让人加深了对这身装束的印象。我已经看习惯了，无法想像她换身打扮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说外婆漂亮，但她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迷人，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她就是她自己，用不着再去装扮成什么了。
因为外婆是个胖子，她曾去卡罗维发利 ，位于德国南部的一个矿泉疗养地接受“治疗”（减肥）。她带回过一些卡罗维发利的特产，一种名叫“卡罗维发利圆饼”的好东西。这东西就是两片大大的、纸那么薄的华夫饼干中间夹一层糖，装在一个圆铁盒子里，饼干之间用一张薄薄的纸隔着。好吃极了。
为了去卡罗维发利的旅行，她总是把手提箱塞得满满的。我相信整理行李箱对她来说是一番挑战；面对一个手提箱，她一定是盘算了又盘算。在她看来，这意味着东西与东西之间不能留什么——不，一丝缝都不行——空隙，必须得让它们紧紧地贴着，东西都是用白色的绵纸包裹着。这种打包方式的结果便是箱子沉得跟块岩石似的。对自己的这种打包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