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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上面的引述，是毛泽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分别会见印度外宾、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时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确实读过一些佛教经典。1959年10月1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过：“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基督教的《圣经》的。
其实，毛泽东从早年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小时候，毛泽东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的。当然，他接触的只是作为民间信仰仪式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按：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按：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差别相即有高下深浅分别的相状。
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署假斯间，毛泽东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经问题。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憎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奖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知识感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地中央常委的陈铭枢，将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真如先生：
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健吉毛泽东六月十二日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同达赖、斑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22日同班禅又有一次谈话，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4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加牟尼讲经分3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在1961年1月22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很值得一看”的《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344—413）于弘始四年（402）译出。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于后秦弘始三年（401）来长安后，和弟子一道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所译《金刚经》，是由佛的弟子阿难记述释迦牟尼世尊与须普提的谈话、问答。该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相，以大乘为教相。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前面引述的一段原文，据张文修、邸崇仁编著的《金刚经》读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解释，大意是：释迦牟尼认为，妄想之心（错误认识）的产生，在于执著于现象的差异，菩萨们如果要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必须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妄不实的，如果菩萨心中还有自我、他人、众生、长寿者的相状，那么他就不是一位真正的菩萨，只有不着于相，才能降伏妄想之心。为了说明这个观点，释迦年尼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宇宙中的一切生命（众生），无论它是卵生的（如鸟类），还是胎生的（如哺乳动物）、湿生的（蚊蝇、水族）、化生的（鬼神）；无论它是有形相的，还是无形相的；无论它是有烦恼思想的，还是无烦恼思想的，还是超越于有想无想、自在自如的生灵，释迦牟尼都能解脱它们，使它们进入无奈涅槃而成佛，但并没有任何众生被度脱，这是为什么呢？是释迦牟尼没有这个能力么？不，因为众生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现象而已，众生本来就是佛，所以解脱众生这件事也是虚幻的。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思想。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最早由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成汉文。在隋唐弘传极盛，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申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他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即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目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
毛泽东读佛经，也是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对待的。在1961年1月同班禅的谈话中，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断非因谈话对象是宗教领袖而即兴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例如，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