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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肯定了“过犹不及”的命题，并认为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功绩”。毛泽东读后同意这个评价。因为孔子的中庸观念及“过犹不及”虽主要是道德范畴和道德命题，但它又包含着执两用中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确有其合理因素，“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为了更明确地理解中庸观念所包含的“过犹不及”的辩证法内容，毛泽东引了朱喜编注的《四书集注》中的大段解释。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这些引文都加了进去。
毛泽东是以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原理为指导，来对中庸观念的“过犹不及”命题进行新的解释的。他认为中庸的内涵是要求人们“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叫安定的质”。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当一个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时，其质不变，这就是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当一个事物经历质变阶段后，它便转化成了另一个事物，所以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又是“相对的”。在毛泽东看来，“过”与“不及”就是混淆了不同事物或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过”，就是当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未实现质的转化，它与未来的那个事物还有质的区别时，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入别的状态了”。“不及”，就是这个事物已经发生质变，成了新的事物，仍然“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毛泽东进而用现代观念对“过”与“不及”的实质作出新的解释：一个是急躁冒进，“左”倾；一个是顽固守旧，右倾。由于“中庸”的本意就是既反对“不及”，又反对“过”，毛泽东便从中引申出“过优不及”这一传统命题的现实意义：“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此外，毛泽东还指出，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也就是说，反“左”和反右，都要有个标准，都需要确立一个标准。由于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事物的量发展到了关节点就会引起质变，因此，确立标准，就是要从事物的量的发展变化中抓住那个引起质变的关节点，即毛泽东说的“设立界限”，而孔子提出的以“礼”为标准的中庸观念，恰恰是“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鼻端树立已说的意思为多”。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14。知、仁、勇“三达德”新解（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曾很完满地提到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认为具有知、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而事实上这三种德性的养成，就是在于人能对于一定的历史事业、一定的历史真理，见其大，见其远，不偏不倚，至死不变。然而孔子所提出的这些德性，完全是有其历史上的大限制的。如我们所知道的孔子的“知”，不是从客观事物出发的，不是根据于客观事实的理解的，他的“仁”是不及“庶人”的，他的所谓“勇”，如在一切事实所表现了的，也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勇于为君，勇于谋禄求官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老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摘自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148页）
［解析＇
以知（智）、仁、勇为核心的道德论，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规范一种理想的、符合封建社会礼教秩序的主体人格。故称“三达德”。语出《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三德之中，仁为根本。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归仁”；孔子所要求的最根本的做人原则，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仁”有许多解释，在《论语》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其较为基本的意思是“仁者爱人”，由此引申出来的被孔子推崇的人格内容和道德规范，如忠、恕、孝、信、义、慈、智、勇、刚、毅等，似乎都可以用“仁”来解释。但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就是说只有少数君子才可能具有仁德品格。
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是有一定的阶级限制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加以更多的批判”，并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指出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知）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实质（仁、勇）。其基本论断，如“知”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都被陈伯达加写进发表稿中。
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后来衍变和固定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汉代的董仲舒称之为“五常”，唐代的韩愈称之为“五德”，宋代的程朱理学称之为“五性”、“五论”，总之是越来越成为做人的根本法则，并各有纷繁复杂的解释和发挥。所以，毛泽东说：“‘仁’这个东西在孔予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仅仅指出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的错误实质和后人的昏乱解释是不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对这三个概念重新作出唯物论的改造，拿来为无产阶级所从事的现实斗争服务，也是有必要的。于是，他以制定正确的理论政策释“知”，以“亲爱团结”释“仁”，以“克服困难”释“勇”，又加上做事“忠实”等，遂成别具一格的一家之言，也可视为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中的应有之义。此外，毛泽东还反对传统的仁义对举的做法，信中所说的“义者事之宜”，语出朱熹的《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制事之宜”，即认识和处理事情正确得当。故毛泽东认为“义”属于知的范畴。
毛泽东注重对知、仁、勇、义这些传统的道德概念进行改造，并非只此一例。在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孜孜于建构能够济时救民的理想人格，孔儒的道德论便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素材。他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称为圣贤仁人，同样包括知、仁、勇三个方面。关于“知”，他说：圣人由于探得了作为“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所以能’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惟在得一大本而已”（《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关于“仁”，他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讲堂录》）关于“勇”，他说：在“三达德”之中，“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勇”，主要是强健的体魄，如果说智（知）、仁（德）是本休内容的话，那么，强壮勇武的体魄便如“载知识之本而寓道德之舍”，故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为它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这些反过来都可以加强和推进知、仁的实现。否则，“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体育之研究》）青年毛泽东对知、仁、勇的叙述，特别是对勇的发挥，显然已扑传统的“三达德”的重复，更不用说它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了。1916年12月9日，给当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