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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德”的重复，更不用说它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了。1916年12月9日，给当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的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两个月后，即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告中，对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概念作了更通俗的发挥。他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忠孝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教于少数人。至于仁义，同情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如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这种发挥，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抗战发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中所抽象谈论的忠孝仁义，确实“有原则的区则”。
15。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等）
［原文］
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
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
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从周”愿望彻底破产；孔门自始就一是个对立统一体，从未“合二为一”；在孔子死后的“儒分为八”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儒墨显学对峙局面。此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思想史规律，亦即孔子的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摘自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孔门充满矛盾。赵纪彬，《论语新探》。——毛泽东1965年12月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的批语
［解析］
赵纪彬（1905—1982），有名的哲学史家。建国前在多处大学任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等，后调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顾问。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著述甚丰。其《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是其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4期，约2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前面所引的三段原文，体现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1965年12月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划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孔门充满矛盾”，看来是同意文章观点的。如果联系当时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观点的批判，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在这期《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1965年《哲学研究》第2期”、“赵纪彬，《论语新探》”等字样。前者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第4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2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也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2期《哲学研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4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第2期上的文章。《论语新探》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该书影响较大，曾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10余万字。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权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1964年第4期《哲学研究》上《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是一脉相承的，对孔夫子是持学术批判观点的。毛泽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1965年12月读《哲学研究》上的这篇文章之前读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便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的谈话中提到的赵纪彬和杨荣国（1907—1978），说他们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据刘大杰回忆，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我、还有一个杨荣国。杨荣国写了一部《哲学史》，可能主席觉得还不错，想找他淡谈，以为他在上海，其实他不在上海，在广州中山大学。”（《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杨荣国的代表作之一是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说：“孔子虽是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但他讲学的内容，即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保守的一面，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的。他之阐扬礼治，又从阐扬礼治之余，提出了那维护统治者种族的‘仁’，其用意就是如此。”这自然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毛泽东是读过的。在1966年3月的杭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便说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中国古代思想史》。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谈话中提到的反对孔夫子的学者中，还有任继愈，我们将在本书“哲学篇”《这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一条中，说到毛泽东读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时介绍。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1册，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第5章《孔子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作者说：“从孔子一生的活动看来，凡是当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重大事件，他都从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坚决反对。”在毛泽东看来，这也自然是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他是读过的。1972年，毛泽东还号召要读几本哲学史。此外，任继愈对赵纪彬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基本观点，是赞成的。在1966年第1期《哲学研究》上，任继愈发表《旧经新见》一文，说赵的这篇文章“读后对人有启发”，“可以说明孔子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政治立场。”
16。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读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墨经更进而给“实”以说明：“实，荣也。”经说：“实：其志气之见也；使之如已。”各种事物（实）具有自己的一定的具体的“质”，并有自己的包含各方面的、和从各方面表现出来之一定的、具体的属性；这种一定的具体的质和属性，就是事物（实）之所以成为一定的、具体的、而异于他物的物，就是这物的“使之如已”。各种不同的名，就恰是各种不同的物（实）的描写，是反映了各种物的一定的质和属性。
《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墨子在追求事物发展之因果的法则。“故”的意义是物的所以然，“所得”是指因，而：“而后成”是指果。事物的发生发展，一定有因；照墨子看来，其中有大因，也有小因。小因即一部分的原因，大因即一般的原因。（辛亥）革命的一般原因，是当时民族危机的深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满清的腐败无能，人民革命排满的□积和觉醒；没有这一般的原因。一定不会有那样的革命；有这一般的原因，就一定会有那样的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是在那样偶然的事件中爆发起来的，是由武昌那几个士兵在那些日子因革命党名册被回，迫而首先发难，这却是部分的原因；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是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反之，这部分的原因假如不是在上述的一般原因（大故）的基础上，而于那10月10日恰当的时机上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
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经中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经下》：“欲正权利，恶正权害。”《经说》：“权者，两而无偏。”“正”就是“质”的观念。一种事物包含有其一定的质，这也就是“正”。估量或握取（“权”）那一定的事物，如离开那一定的“正”，而向其他左右偏向的方面有所偏向，那就是不符合那事物之一定的质。“两而无偏”——就是不向左右任何偏向的方面偏向。
——摘自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
《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