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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文中还集中论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哲学的党性就是阶级性在哲学上的集中表现。列宁说：“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为资产阶级和宗教服务的，批判了马赫主义的哲学无党性的实质，指出：“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谈奉迎而已。”
列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它完成了从思想理论上克服马赫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在恩格斯之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系统、最完整的阐述，从而保证了党在失败的形势下，不致丧失蓬勃朝气，并为将来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50—60年代，毛泽东多次说到《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他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唯心主义，特别是批评他认为党内存在的某些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在本书“哲学篇”《问题出在唯心的经验论》条目中，将作论述。一是强调《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革命低潮时容易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的批判。例如，1959年2月12日同印度共产党的高士谈话时，他说：我们犯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教育了我们。党开始长大了，后来又跌下来，又小了。党转入地下，然后想法斗争，搞根据地，我们又长起来了。每当跌下来时，党内就产生失望情绪，俄国的情况也一样。1905年革命失败后，跌下来，悲观失望，搞召回派，唯心主义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为这种情况而写的。俄国的这一跌，列宁叫做1905年的军事演习。
如果单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体会，并倡导人们认真读它，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应该指出的是，50年代末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对党内思想倾向的估计，逐渐有了偏差。因此，他有时号召人们读这本书，读那本书的现实针对性，也出现了偏差，有不正确
的地方。
21。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伯伦斯泰因，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平和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伦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罗列达里亚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不可能。
普列哈诺夫虽然暴露了伯伦斯泰因的观念论，却没有冲倒修正派在辩证法问题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根基。特别是他并不曾顾虑到修正派放弃了“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伯伦斯泰因及其一党，建立阶级协调论代替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最后，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之无理解表现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诺夫和其他少数派在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公然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的口号。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页）
［解析］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这一重要批注是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写下的。这部教科书是由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现译希罗科夫）、爱森堡（现译艾森贝格）等人集体撰写，1931年出版于前苏联的。这是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书。1932年3月，日本学者将它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32年9月，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他的学生雷仲坚从日文本转译成中文，以笔耕书店名义出版，为竖排本。时至1935年6月，印行了第3版。该书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系统说明的重要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本书的。毛泽东对此书异常重视，约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间多次阅读此书。有些章节他至少批注了3遍，有的可能达到3遍之多。他用红蓝铅笔、黑铅笔、圆珠笔和毛笔在书中留下了大量批注和符号，凝聚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
毛泽东对此书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十分紧要的历史关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3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4年统治，使整个中国革命几乎濒临危亡的境地，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红军由30万人下降到3万人。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僵死不变的、到处套用的教条；他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教训是沉痛的。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状态下出现了转机。但是，教条主义错误并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还在严重影响着一些同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这种十分复杂、变化动荡的国内外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的情势下，从理论上纠正和消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所以，毛泽东在得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这部阑发辩证法唯物论的重要书籍之后，不能不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潜心研读。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了伯伦斯泰因（现译伯恩施坦，1850—1932）和普列哈诺夫（现译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错误。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不去鼓舞和提高普罗列达里亚（即无产阶级）的斗志，而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哲学上，他用唯心主义修正唯物主义，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否定对立统一规律。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曾经尖锐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并不彻底。他并不真正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规律，因而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真谛。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维克一边，反对1905年的武装起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领袖一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参加战争，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口号，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伯恩施担和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就在于否定或者说是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规律。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理论上的错误的批判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错误，从哲学思想路线的高度说，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不懂得事物的矛盾性、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不懂得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深深了解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危害的毛泽东，读到该教科书中“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辩证法的本质”等处时，用笔凝重地划下了记号，并批下了“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4个字。
时隔不久，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矛盾论》的一开篇，毛泽东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他又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9页）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对《矛盾论》的写作所产生的相当影响。
22。从理论出发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1905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这就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